网友零距离报导舟曲灾情【泥石流】

文章来源：http://www.open.com.hk/1007p25.html 作者：陈破空 胡锦涛当局封杀李鹏六四日记，相信原因之一是，李鹏日记大量泄露”国家机密”，透露许多党内分歧和武力镇压的内幕。而且借此暗示杀人责任人人有份，谁敢为六四翻案？ 早在二○○四年、”六四”十五周年之时，李鹏就想出版他的”六四”日记，取书名为《关键时刻》，却遭到胡锦涛当局封杀。打压言论自由的李鹏，最后，连他自己也丧失了言论自由。六年后，在香港（李鹏仇视的”民主基地”），由鲍彤（李鹏政治上的死对头）之子鲍朴出版了这部《李鹏六四日记》，帮助李鹏实现了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了却其生前一愿。出版之前，该书内容已经全文上网，凡熟知中共特性和”六四”历史的人，都能体认，该书确为李鹏本人所撰，作者与书稿的真实性，几乎毋庸置疑。 李鹏并未推卸屠城责任 关于李鹏日记，港台或外国媒体的评论大多是，李鹏企图推卸责任洗脱污名，”把屠城责任都推到邓小平一人头上”。但通读全书，看不出李有任何推卸和洗脱的意思，反倒是描写自己如何强硬，如何拒绝对请愿学生让步，自始至终坚持镇压，甚至从一开始，就抱定不惜”赔上自己的身家性命”也要捍卫一党专制的决心。行文中的”理直气壮”和”义正词严”，活脱脱就是一个花岗岩脑袋的写照，毫无反省，毫无悔意。 关于八九民运，曾有人反思：”学生没有珍惜与政府对话的机会，把事情搞砸了。”但李鹏日记却透露，不管学生有没有与政府好好对话，党内强硬派都已经铁下一条心：镇压。五月十八日，李鹏等人虚与学生对话周旋，但在头一天，即五月十七日，中共高层就在邓小平家里，做出了调兵进京、实施戒严的决定；李鹏纪录，在与学生对话中，”我也留下了一个伏笔。我说，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会在适当的机会全面说明政府的立场。这就是指明天要召开的党政军干部大会。”第二天，即五月十九日，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动员大会”上，李鹏发表杀气腾腾的讲话，挥着拳头，厉声喊叫：”必须�取坚决果断的措施，迅速结束动乱。” 李鹏日记中，始终把呼唤民主的学潮称为”动乱”，并动辄把民主运动比喻为”文革”动乱。这实在令人啼笑皆非。文革，发生在也仅仅发生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并由中共头目毛泽东一手制造。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尤其有哪个民主国家，发生过类似中共文革般的闹剧？倒回去说，如果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已然是一个民主国家，人民拥有批评和监督政府的权力，毛泽东又岂能恣意妄为？浩劫又岂会持续十年？ 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民主运动，包括中国八九民运，何曾以破坏该国文化文物古迹的”文革”似疯狂登场？何曾以大规模暴力、迫害和残杀的”文革”般血腥呈现？李鹏疯人呓语，对民主运动扭曲定性，怎能不误国害民？ 李鹏日记再次坐实了他留给世人的固有形象：强硬派，极左，仇视民主，誓死捍卫”党的利益”，是策划和实施六四屠杀的主要元凶。 “六四”屠城，邓李合谋 至于邓小平部分，李鹏的书写不过就是印证外界了然的事实：邓提出戒严和拍板镇压。李详细记录，学潮期间在邓家中多次召开高层会议，证实请愿学生指控：邓垂帘听政。一九八九年，作为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邓小平在紫禁城外，在中国民众中其支援率已经接近于零；但在紫禁城内，在中共高层那个小圈子内，其威势依然压倒一切，压倒党的总书记赵紫阳。紫禁城内外截然相反的政治空气，反映中国政治的反常生态。 邓调动军队后，大概没有料到军队会受到民众群起阻拦，一时动弹不得。这一期间，邓忧心忡忡，最担心”军心不稳”。李鹏写道：”邓小平担心军心不稳，这是大问题。””六四”屠城后，邓并不露面，直到屠城后第五天，六月九日，眼看局势已经完全处于掌控之中，邓才亮相，接见戒严部队干部。 日记首次披露邓在接见戒严部队干部时，讲的这么一句话：”如果是用坦克从人群中轧过去，就会引起全国的是非不清。”事实上，”六四”屠杀的主要情节之一就是共军用坦克压轧人群。北京体育学院四年级学生方政作证，六月四日晨，方政随其他学生从天安门广场撤离，行进到六部口一带时，共军三辆坦克从学生队伍背后冲进人群，方政当场被坦克辗断双腿。三辆坦克呼啸而去之后，现场留下十一具血肉模煳的尸体。 邓讲的那句话，仿如”此地无银三百两”，故意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体现一个独裁者当面说谎不脸红的厚黑功夫。邓小平和李鹏，一个在后台，一个在前台，配合默契，形同父子，最后，都成为遗臭万年的”六四”屠夫。 长篇日记隐瞒了什么？ 声称要写出”事实”、”作为最重要历史见证”的李鹏，并没有完整的写出事实，比如，参与”六四”屠城的重要帮凶之一，当时的北京市长陈希同，其名字竟在李鹏书中�字未提，仅在少数几处，以”北京市长”一带而过。原因无非是，陈于一九九五年在权争中失势，被江泽民以”贪污罪”下狱。李不便在书中再提到这个名字。不一而举。由此可见，李鹏日记选择性的记录，有所暴露，也有所隐瞒。 隐瞒最深的，当推李与邓之间的秘密交流。当时，除了对李鹏，邓小平对中共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中的任何其他人都不信任，或不完全信任，许多决策交待部署，极可能就只在邓、李两人之间进行，包括允许共军扫射人群、用坦克辗压人群、施放毒气弹等，极可能就是邓、李二人背着他人，所下达的密令。否则，远道而来的共军官兵，哪有那么大胆子，擅自作为？ 李鹏暗示：江泽民是滑头 关于江泽民出任总书记前后经过，李鹏纪录：先是由陈云、李先念二老向邓小平推荐，邓于当年五月十九日正式决定，并知会李鹏等”常委”。五月三十一日，江泽民再次奉召进京；次日，邓当面告知江，要他出任总书记。但江并不同意马上接任，以”党章规定”为由，婉转表示，要求”由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他任总书记。”而很明显的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召开”中央全会”。 江趁机提出：”在此之前，他不能以总书记名义对外，可先在中央担负一部分工作熟悉中央的情况。”可以看出，江耍的是拖延战术。实际上，江仍然在左右观望。一方面，在党内，邓赵之间两条路线的纷争还没有最后结论；另一方面，共军进京受阻，军队和民众谁占上风，军心是否生变，都还不明朗。江坚持，一线工作仍由李鹏负责。李写道：”他一直要求我在第一线主持中央工作。”大屠杀展开时，江待在警卫大楼，坐观形势。直到一切都平息下来，六月二十三日，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江才正式出任总书记。李鹏日记暗示，江泽民是滑头，看风使舵。 卖力表演，实被利用 李鹏在日记中称，学潮开始后，赵紫阳的智囊们”建议赵紫阳要与邓小平保持距离，争取民心。”李鹏日记虽没有提到江泽民的智囊们如何，但可以推断的是，江的智囊或手下，如曾庆红，给江的建议极可能就是：在局势没有明朗前，不可轻易接过”总书记”这一烫手山芋般的职位。 日记显示，许多时候，李鹏一人被推到前台，竟至于，六四屠城后六月五日凌晨，只有退休老人王震一人，陪同李鹏到人民大会堂，为参与屠城的共军官兵打气。直到六月九日邓小平露面后，其他中共高层人物和老人才随同邓一齐露面（唯江泽民仍托辞不出）。 这个挽救了党、有功于党的强硬派代表人物，在重新巩固后的党内并没有捞到什么好处。即便邓小平，对李鹏也只是利用。镇压功成，邓并未对李加官进爵，而是把李单独叫到书房，说你继续当总理。接着问：你看江泽民同志当总书记怎样？ 在一九九八年的人大内部投票中，被内定转任人大委员长的李鹏，竟从”自己人”那里，得到二百张反对票和一百二十六张弃权票，创下中共领导人内部得票率最低纪录。这正如，一个凶人，对外面人凶，也让内部人害怕。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当年那个满脸横肉，不可一世的李鹏，在党内却当了”冤大头”。 大量泄露”国家机密” 胡锦涛当局封杀李鹏六四日记，相信原因之一是，以中共自订的机密标准，李鹏日记大量泄露”国家机密”。 一九八九年，邓小平所调共军，为民众所阻，无法进京，最后以隐蔽和乔装分散方式入城。此前，这些情节，止于人们的推测。而今经由日记，李鹏透露：在人民大会堂和天安门一带，确有”人防地下通道”，共军以隐蔽方式，经由这些地下通道，进入天安门。 李鹏日记，也间接证实杨得志等七名上将写信反对镇压的事实。李鹏日记还泄露，学潮后期，即便组成了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央”宣传小组”，但共军屠城后，”广播和电视台在这关键时刻，都没有坚决站到党和政府这一边。”李写道：”今天中央电视台两位播音员一反常态，有意身着黑色服装，不知他们为谁�丧。”李鹏还哀�：”在平暴之后，中国新闻媒介却鸦雀无声。作为中国政府主要通讯机构的新华通讯社，在平暴后的三天内，没有发�任何外文稿，全世界突然听不到中国的声音。” 李鹏强调”党的团结”，但在日记中却泄露出这个党的严重分裂。不仅党的总书记赵紫阳，人大常委会中，多数副委员长、甚至委员长，都不赞成镇压学生。万里委员长外访回国后，被江泽民截停于上海，并塞给他一份由李鹏部属起草的文字，让他照读，算是表态。 孤注一掷要拖众高官下水 日记中李鹏毫不掩饰自己扮演的角色，固然出自他以为理所当然而顽固不化的一党专制意识，但非要公开出版不可，目的何在？李鹏要表白于世的，究竟是什么？ 在这部长达近十五万字的日记里，李鹏详细罗列了他发布戒严令、邓调动军队后，中共高层人物和各省市部负责人的表态，多数”拥护”（部分犹豫，部分含蓄表示不赞同），包括当时在地方任职的江泽民、胡锦涛和主持”中办”工作的温家宝等，均属”拥护”之列。这恰是李鹏日记泄露的最大”国家机密”。 原来，李鹏借此日记，警告后来的当政者：谁也别想为”六四”翻案，谁也别想提”平反”。你们当初都支持镇压，你们和我，都在同一条船上，休想把”六四”屠城的责任扣到我一人头上，谁想清算我，你们也跑不掉。 这是晚年李鹏的孤注一掷。在该书”前言”和”后记”中，李鹏再三提醒：”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告诫：”党的团结”，尤其是”领导集体的团结”，至关重要。这流露，党内外”平反六四”呼声的经久不息，让李倍感焦虑。正是出于这种焦虑感，迫使李整理出长篇日记，并急于公开发表。 然而，被李鹏视作”护身符”的这一重大”国家机密”，却留下漏洞：当邓、李作出调军戒严的决策和动作后，其他中共高层人物，以及各省市部负责人的表态，即便拥护者，也只是表态支持戒严，并没有表态支持军队对民众开枪坦克压人，甚至大规模屠城。如果今日或日后的中南海当政者有意翻案，仍然可以凭籍这一漏洞，将屠城责任，尽数推到李鹏和已经死亡的邓小平头上。 诋毁赵紫阳适得其反 李鹏日记竭尽对赵紫阳的诋毁，仇恨情绪弥漫字里行间。但却从反面突出了赵的伟岸形象。李透露：赵自始至终坚持与学生和市民对话，要求通过缓和方式化解官民分歧，进而提出”民主化”和”透明化”的前瞻性主张。有人指赵的儿子”官倒”，赵主动要求中央调查。期间，赵还提出”取消对领导同志的特供”，这显然触动了党内既得利益集团，尤其那些养尊处优的”老人帮”，如邓小平等。赵的表现，在恶人当道的中共高层，难能可贵。 李鹏日记，把自己塑造成挽救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但历史必将记载，对中华民族而言，那一年，在逆流滚滚的中南海，真正的中流砥柱乃是赵紫阳。 连续废掉三任党主席或总书记的强人邓小平，留给中南海的残局，便是邓之后的任何继任者，都属于弱势，都要花很长时间去巩固权力，几乎长达整个任期，于是无心作正事；待权力巩固之后，任期已近结束，无心再有作为。换一届当政者，周而复始。 整个中国靠惯性运作，当政者的主题，除了经济还是经济。至于政治民主与社会开放等话题，连碰都不敢碰。对重商主义的中华民族而言，只要统治者不发动类似文革或大跃进那样的破坏行动，国民经济自然会积累式发展。只可惜这个被新专制主义牢牢束缚的古老民族，如今除了钱还是钱，竟无从着眼那些人类普世的奋斗目标，与现代文明隔绝。

很多中国人羡慕美国佬可以自由的使用枪械，幻想着哪天也能雄赳赳气昂昂一枪打死开发商。我觉得这实在是妄自菲薄，在我们中国，家里不存着点液化气罐燃烧瓶什么的，你都不好意思跟人说自己是钉子户。如今广西人枪杀公务员，湖南人炸掉税务局，武汉人炮轰拆迁队。祖国如此自由，你还觉着外国的月亮就比中国圆，这不是赤裸裸的崇洋媚外吗？ 暴力手段的升级还只是一方面，更有意思的是民意的变迁。前段时间流行的口号“冤有头债有主出门右拐是政府”清楚明白的表明了部分民众对官员的死亡表示完全无所谓，给一小水果摊开出三千多万元税单的长沙税务局被炸飞之后腾讯网上对此事感到高兴的网友更是多达24万，表示难过的则只有六千，吓得腾讯赶紧就把民意给屏蔽了。一个国家能发展到官员一死人们就比过年还高兴的地步，我觉得这也算是变态到一定的境界了。 俗话说“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对这种现状我们的政府只能说是咎由自取。前段时间茅于轼说了一段话：“收入差距和贪污腐化是社会矛盾的重要方面，但不是民怨的根源，把根源看错了治理就不能见效。我认为问题的根子在政府不讲理。”这话真是一语中的。我们这个政府一向是你跟他讲道理他拿你擦鼻涕，谁老实就冲着谁翻白眼，甚至于唐福珍以自焚对抗拆迁之后，有关部门都没有流露出一丝怜悯之情，而是定性为“暴力抗法”。这就教会了人们：跟中国政府打交道，说理是没有用的，下跪磕头也换不到同情，就连自残都纯粹是浪费自己的生命。我记得几年前每逢有农民工爬吊塔跳楼讨薪之类的事情，就有人摆出一副高学历人士的架势点评说“农民工缺乏法律意识，不懂怎么用法律武器为自己讨回公道”，说得好像中国的法院真的是用来讨公道的一样。在我党已经成功把访民集体变成精神病的今天，这类装逼犯总算是基本死绝了，可见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还是在不断提高的。 中国政府为何“不讲理”？我认为最大的原因在于两个字：恐惧。有人大概会奇怪了，我党一手握枪杆子一手握笔杆子，而那些赤手空拳的反党人士则只能成天在活跃中文用户可能不超过十万人的推特上磨磨嘴皮子，一回墙内就被无数爱国粪青围剿，我党又有何惧哉？其实不然，就连老毛这样呼风唤雨的人晚年时都整天搞得神经兮兮的，无时无刻不在担心别人要谋害自己，一个人越是了解权力的牛逼之处、越是靠权力去制造恐惧，也就越是害怕失去权力的后果。偏偏我党在当今世界诸多的独裁政党里也算是极为耀眼的脑残之星，创造了文化大革命这等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害人害己的伟业。安全感的极度匮乏使得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受迫害妄想症，惯于用敌我思维来看待问题，甚至把善意的批评都当成是居心叵测的阴谋，无怪乎六四学生单单是下跪请愿，李鹏都能认定这是“文革造反派惯用的手法”。前段时间南都便披露长沙开福区一副区长在工作会议上要求公安对进京上访人员要“按敌对势力办”，苏州通安事件中政府最后也将民变定性为“境外势力操控”，既然他们都拿老百姓当阶级敌人对付了，那还跟你讲什么道理？ 中国政府每一次的“不讲理”，都会使群众的“忍耐底线”进一步降低，而群众的退让则助长了政府进一步掠夺民财、侵犯民权的胆量。六四屠杀是毛时代之后我党干的最不讲理的一件事，自此之后社会便全面溃败，当年的大学生还敢站出来反对太子党“官倒”，如今官倒已经泛滥到全党参与，当代的大学生们却连这个词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当年合肥大学生敢于写大字报抨击人大代表选举不公，上海大学生可以站出来争取新闻自由，你再看看当今的社会，当今的学生，便可知道自89年之后，无论是政府还是人民，中国都一直处于急速倒退的状态。有人说了，不对呀，经济还是在进步的！这纯粹是胡话，经济发展是市场的功劳，不是共产党的功劳，共产党的所为只是越来越贪婪的利用自己的特权在市场里捣乱。至于称赞共产党恢复了市场，就跟WOW玩家感激版署迷途知返浪子回头重新通过了WLK的审批一样可笑，正应了那个苏联老笑话：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在于能够战胜别的主义下根本就不存在的困难。 我党一看到别人对他们说三道四就觉得浑身不爽，从李鹏日记来看89年时除了赵紫阳等极少数开明人士外，高层官员根本就没有去考虑过对话和官倒的问题，他们唯一所在意的就是如何去平息运动，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维稳”。老百姓想要的“稳定”是不受别人的欺压，我党想要的“稳定”却是让人们敢怒而不敢言，“不敢言”的状态又会反过来增长欺压者的气焰，结果只能是“越维稳越不稳”。从表面上看，六四之后中国社会似乎是万马齐喑，人民群众已经集体臣服于机枪坦克之下，实际上中国人的“忍耐底线”虽然降低了，却不可能彻底消失，总有一天又会容不下政府无限膨胀的胃口。当和平的抗争一次次遭遇挫折时，群众的手段便会越来越激进，这反过来又刺激到政府脆弱的小心灵，使得他们也越来越不讲理，双方的互动陷入恶性循环之中，最终导致社会逐渐割裂，形成无法消解的敌意。 我在08年时说过“暴力化”将是中国社会未来的必然走势，事实上今天的社会早就已经完成了意识形态上的暴力化，处处充斥着教科书中“落后就要挨打”和历史观上“成王败寇”之类的武力崇拜，所欠缺的已经仅仅是实践出真知了。爱国粪青在谈及六四学生时都能潇洒的说出“杀得好”这三个字，俗话说天下党员出粪青，而且还是逆向淘汰机制下过五关斩六将之后脱颖而出的傻逼中的战斗机，这帮人身为屁民的时候都能站在统治者的角度的思考，等他们真的摇身一变成为统治者时，我相信他们更可以心安理得毫不犹豫的镇压甚至屠杀一切反对他们的老百姓了。如今暴力既是我党解决问题的终极手段，也是人民寻求正义的唯一工具。而且你千万不要以为这只是一小撮走投无路的屁民和共产党之间的私怨，和你我这样的普通人就毫无关系了。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像杨佳同志一样把斗争的矛头指准方向，一个人在恐惧之中压抑得越久，爆发的时候就越愤怒，而恐惧和愤怒都是能够摧毁理性的情感。我党官员躲在用纳税人那里收来的保护费所构筑的坚硬龟壳里，弱小的屁民们无计可施，其愤怒无处发泄，那怎么办？最简单的方法当然是拿其它屁民开刀了。 最近我国已经进入了屠童事件高发期，据报道南平血案之后短短一个半月的时间，单是北京警方就已经制止了七起针对幼儿园的袭击，抓捕了十名犯罪嫌疑人。我看到这新闻时真是不寒而栗，也不知道这帮警察是在路上随便抓了几个人就带回去邀功领赏，还是杀小朋友真的已经成了时尚潮流，总之都不是什么好事。前段时间爆破了长沙税务局的哥们同样表示下一步就要对付高官子女，陕西镇南屠童案之后某受害儿童家长更是因不满政府的赔偿方案，提起刀来就要去杀别人家的小孩。不光是幼儿园里血案多，两个月前一被截访女子在火车上趁人熟睡之机连捅九个素不相识的乘客，你说这火车坐得好好的，谁他妈能料到旁边就有这么一号人物？我党虽然有城管武警解放军等一系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这类“敌在暗我在明”的偷袭却是无计可施。像爆破之类的已经算是高端手法了，在中国这种奶粉里掺了三聚氰胺都查不出来的国家用纵火投毒这样低门槛低风险高收益的手段来报复社会那更是防不慎防。要知道牛逼如美国还不是照样给人撞掉了双子大楼，弱势如维族也可以到处拿着针头注射不明液体，人家正面战场打不过你，背地里往你家门锁里灌点胶水还不行吗？ 这草根暴力的指向目标还具备极高的不确定性，除非是已经彻底脱离了群众队伍、出行都不屑于买头等舱而是坐私人飞机的超成功人士，否则任何人都有可能是潜在的受害者。如今多数人可能还觉着这类倒霉事就像强制拆迁一样离自己十分之遥远，其实中国现在还不过是处于暴力社会初级阶段。我在《是谁在分裂中国》里说过，民族仇恨是一个矛盾放大器，少数民族的今天其实就是我们的明天。前年有西藏三一四，去年有新疆七五，按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以后内地就不是少数民族杀汉族人，而是汉族人以同样的力度自相残杀了。很快人们就会因置身于暴民与暴政的交叉火力之间而人人自危，而且被暴民伤害的可能性更高、后果更惨重。 从客观上来讲，滥伤无辜的恐怖主义行径对中国政府的打击恰恰是最为致命的。共产党何以长期维持自己的暴政？答案同样是两个字：恐惧。在中国多数人都曾经历过如下的转变过程：虽然他们的内心对现状并不满意，但是他们清醒的意识到改变社会需要付出极为高昂的代价，甚至有可能是自己的生命，因此他们的主张逐渐由“社会需要改变”变成了“社会无法改变”，麻木的安于现状；而他们却又不愿承认并正视自己的懦弱，为了合理化自己的不作为，慢慢又开始改口宣称“社会无需改变”；有些人甚至堕落为彻底的犬儒主义者，疯狂的攻击一切试图改变社会的人。今天中国人实际上是在遵循一套潜规则：只要服从党的统治，至少可以保证性命无忧。不时放出一点经济上升、奥运世博之类的“利好消息”，就可以让他们安慰自己“潜规则依然运转良好”。如今的民运势力为何不成气候，关键就在于缺乏民意的支持。想当年波兰一弹丸小国随便搞一次运动都是十万甚至百万人级别的规模，而在当今国人的眼中，海外民运不是轮子教的信徒就是89年投机失败的西方操控的走狗，国内民运更是生活郁郁不得志试图对共产党取而代之的社会渣滓，不愿遵守潜规则的人在人们看来比共产党还要更为可恶。前段时间喻高之所以猛批艾未未，其原因正在于此。如果说一般的反党人士只是对潜规则口诛笔伐，暴民们的行为则是对潜规则最直接的破坏，一旦人们意识到即使服从也不能保障安全，对执政党的信心便会急速下降，我党的统治将以惊人的速度土崩瓦解，无序的暴力将转化为有序的暴力。换一个如今已经不太常用的词来说，“革命”就是这样点燃的。 有人恐怕要说了：你这转换未免也太搞笑了，今天的中国横看竖看也不可能会发生革命啊？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可能的，历史上所谓的革命从来就不是抛出一个什么先进思想来群众就会跟着你混的。当年孙中山初出道的时候，在世人眼里不过是个“高谈时政，放言无忌”的二逼愣头青，在国内的评价可能不比今天的轮子教好得到哪里去，但是八国联军入侵之后，立刻“时势异也”，“清廷威望扫地，民心思变”，孙中山摇身一变成为进步领袖，革命党势力急剧扩张。如果不是因为日本人使国民党丧失了对半壁江山的控制力，共产党单凭苏联的支援同样无法成事，绝大多数成功的革命背后往往都有这么一个导致“民心思变”或是“政权崩溃”的契机。如今虽然外族侵略的可能性基本为零，但我并不担心这个契机不出现，反而担心它会以怎样的形式出现。三民主义里最有价值的部分是“民权”，多数革命党人对其却毫无兴趣，反倒是“民族”更能笼络人心，正是因为八国联军的入侵使得当时中国社会只承受了极小的代价就完成了民意的转变。今天的中国失去了民族仇恨这个老牌强效放大器，所要付出的代价必然比清朝人民要高昂得多，从这个角度来看没有外族的威胁反而是件坏事。89年时柴玲说中国政府“无赖之极”，说“我们就是要在这里流血，用我们的鲜血和生命来唤起民众”。前一句话说对了，中国政府确实无赖之极；后一句则是天真了：几个大学生的鲜血根本就唤不醒中国的民众，要想让人们搞清状况非得流他们自己的血不可。当年柴玲没好意思公开号召她的战友们去流血，我觉得这根本不用去号召，中国总有一天要血流成河，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都是这个结果。以前饱醉豚写了篇文章叫《你愿意为自由民主付出什么代价》，回帖者中基本上没有几个人是敢正面宣称自己要送胳膊送腿的。很快大家就不用再纠结这个问题了，因为人们将亲眼目睹忍受专制独裁又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美国人常说“Freedom is not free”，长期以来民运人士却总想寻求不流血的中间道路。事实上以前我也认同冉匪“日拱一卒，不期速成”的观点，希望靠开启民智来获得廉价民主，后来才发现中国人所缺的不仅是智力，更是敢于正视现实的胆量，而一个装睡的人你是永远也叫不醒的。今天的中国实际上正在进行一场民主派与共产党之间的赛跑，看到底是前者开启民智快还是后者开启民愤快，前者获胜则中国多半能迎来非暴力的和平转型，后者获胜则大家只能坐等天下大乱，玩的就是一个“速成”。很不幸，以这几年的情况来看，恐怕多数人都会认同民主派已经败得毫无悬念，毫无翻盘的余地。当然这也不是说开启民智就没有意义了，一来民愤并不等于民智，搞不好会比天京事变还要恐怖，民主派们也只能替共产党擦擦屁股，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损失；二来今天的民运人士里也不乏一些神经病，民主英雄郭泉同志曾一度声称自己组建的新民党有七千万党员，和共产党齐头并进，比轮子教三退还来劲，其中跟他有直接联系的访民更是多达一千万人，郭教授卖汉服甩棍还来不及，何时有这等超人的精力？当时我有一朋友给郭泉打电话，闲聊一番后问他新民党从哪里搞来那么多人，孰料郭泉怒不可遏，厉声质问我的朋友是不是共产党的特务。我在推特上说了这件事之后，很快也被扣了个共党特务的帽子，我隐藏得那么深都能被他识破，你看看这智商高到了何种程度。当年南京某大学副教授也把自己当成了世间唯一合格的民主发言人，有一天突然给我私信，问我是不是卧底的五毛。我当时懒得搭理他，回他“这都被你发现了”，不料这厮的情商比Sheldon还低，居然得意洋洋的说：我早就知道了，你不仅是五毛，而且还是五毛中的高级领导。这蠢货还曾经见过我一面，我要是二十岁就能当上五毛小队长，那三十岁时岂不是应该候补政治局委员？以后要是让这帮小毛泽东成了事，我看笑蜀又得编一本《历史的先声第二弹》了。如今民主派的任务已经不是推翻现在这个共产党，而是扼杀掉下一个共产党。现在这个其实不需要操心太多，他们自尽的速度远超你的想象，只不过临死前还要拉上全国人民陪葬罢了。 要想避免“暴力化”造成的可怕后果，唯有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革以改善社会公正，而要我国政府做到这一点却又几乎等于是天方夜谭。以我长期观察的经验来看，受恐惧所控制的人一般都有两个特点，一是喜欢靠歪曲现实来安慰自己“情况还没有那么糟糕”，二是固守陈规，害怕变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要是连我党官员的水平都能意识到问题已经严重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事情恐怕早就已经无法挽回了。清政府直到武昌起义之后才匆匆推出《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一一满足革命党人的要求，那时候革命党已经稳占上风，你再去妥协还有个蛋用？事实上终身制世袭制的统治集团还比共产党更加珍惜自己的江山，如今我国流行裸官，一见大事不妙连金银细软都不用收拾就可以拔腿跑路。众官员们恐怕都想着只要自己任上不要出事就OK，哪管身后洪水滔天，玩起了击鼓传花的游戏，何况职位越高的官员受社会暴力影响的程度就越小，横看竖看他们都是最无所谓的人。也不用指望党内会出现什么信奉民主自由的先进人士出来力挽狂澜，即使是胡锦涛突然宣布自己其实是长期潜伏于共产党内的戈尔巴乔夫，我看他也只能和赵紫阳携手相伴黄泉路。改革派在党内得势的基础是社会上强势的党外反对派，而我前文说过如今的民运势力根本不成气候，如果他们哪天真的上了台面，那就说明暴力社会高级阶段已经到来，共产党大概也没几天好日子可过，该流的血也差不多流完了。 其实在中国这潭死水里呆的时间长了，连我自己也不太相信事情真就会朝那么夸张的方向发展，但从纯逻辑角度来看似乎又只能是这样，近年来这个社会所发生的一些事件更为我的担忧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论据。社会的巨变从来就是难于预测的，封从德的日记显示此君在1989年4月15号那天同样浑浑噩噩的活在一潭死水中，就算你告诉他接下来两个月会发生的事情，又要让他如何相信？如果说历史有它的偶然性和必然性，那么六四运动就是社会条件所形成的必然，胡耀邦的死则是偶然的导火索，但是即使他没挑那个点去世，炸弹也总归会以别的形式引爆，而人们之所以不相信“必然”，是因为几乎没有人有能力去看清那些“偶然”。我本人当然也希望自己只是大嘴巴抡一抡，跟贝利一样预测全部不中，不过思前想后，我还是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套一句三俗派代表马诺的名言，那就是：宁愿在国外检讨自己的弱智，也不要在雨花功德园三万元一平米的墓地里自我欣赏。

原始来源：https://docs.google.com/View?id=ddxmkbw_137c3tqwmc4 摘要 中国民主党的出现预示着中国出现了一种新层次和新类型的政治行动吗？本文通过与民主党党员进行的访谈、获得到的第一手文件和第二手信息来源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 本文发现尽管这次的政治行动与1980年代的抗议行动存在着大量的连续性–包 括了强调合法的、非暴力的抗议方式以及具有一种朝向反对运动内部派系主义发展的趋势，但是中国民主党还是展示了一些新颖的特征。 年龄，学历，职业状况以及 中国民主党高层领导人先前的抗议经历表明了参加反对运动之前截然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的互动有所增加了，减少了对中共官方意识形态思想层面的依赖。 此外，中 国民主党所采取的通讯方式证实了新推出的技术，如互联网和电子邮件所带来的影响。 这个新政党最终将会获得成功吗？有人把台湾的民主进步党指为中国民主党的 一个榜样，然而中国民主党（CDP）与台湾民主进步党（DPP） 之间存在的重要差异还是超过了彼此之间所拥有的相似性。 不过，虽然中国的统治精英已经成功地扼杀了中国民主党的行动并缺乏实行更大政治改革的意愿，但是从 长远来看，由中国民主党所展现出来的政治异议的新特征可能预示了对于一党统治将形成更有力的挑战。 正文 1998年的夏天，中国知识分子、学生以及工人努力想要在共产中国建政以来创建第一个真正的反对派政党–中国民主党（CDP）。 到1998年冬天的时候，民主党地方筹备委员会已经在24个省、市出现，并且一个全国性的筹委会亦已形成。 然而，在这段相对宽容的时期过后，中国的统治政权逮捕并监禁了几乎所有主要的中国民主党领导人。 目前，中国民主党的成员仍然活跃在海外，并在大陆维持着地下存在状态。 中国民主党的出现预示着中国出现了一种新层次和新类型的政治行动吗？本文通过与民主党党员进行的访谈、获得到的第一手文件和第二手信息来源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 1 本文发现尽管这次的政治行动与1980年代的抗议行动存在着大量的连续性–包括了强调合法的、非暴力的抗议方式以及具有一种朝向反对运动内部派系主义发展的趋势，之所以出现这些连续性，似乎都源自国家在政治镇压方面持续具备的能力以及活动人士本身对于当局这种镇压能力所做出的预测。 然而这次的政治行动与1980年代的抗议行动之间的断裂性表明了中国持续进行的市场转型以及融入全球经济已经以许多显着方式改变了思想层面异议活动的形式和手段。 我们观察中国民主党的成员结构时，发现由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越来越移入向那些没有高等教育背景的人开放的职业，知识分子与普通公民隔绝开来的情况似乎已经打破了。 此外，中国民主党在中国共产党党内缺乏明显的政治庇护则表明了知识分子独立于国家，拥有了越来越高的自主性。 最后，中国民主党的通讯手段则指出诸如互联网、电邮、以及国际寻呼系统这类的全球新技术在可用性方面的暴增已经孕育出共产党精英们也许无法控制的强大新网络。 这 个新政党最终会获得成功吗？许多中国民主党的领导人都把台湾的民主进步党指为他们自身发展的榜样。 然而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重要的差异。 尽管如此，这并不意 味着中国民主党是注定要失败的。 毫无疑问，就短期来看，虽然中国的统治精英已经成功地扼杀了中国民主党的行动并缺乏实行更大步伐政治改革的意愿，但是从长 远来看，技术的强大威力，使先前分隔开来的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互动增加并使知识分子减轻了对于国家的依赖，这也许对一党统治造成了新的以及更为有力的挑战。 中国民主党的发展 随着在1989年春天对政治抗议以及抗议期间形成的自治性组织的严厉打击，由于几乎所有着名异议人士要么被囚禁，要么被流放到国外，要么被监视或直接躲藏起来了，不同政治见解的表达在中国处于了被噤声状态。 直到1992年，政治气氛才开始变得和缓下来。 第一个重新松动的明显标志是邓小平在1992年1月到2月间展开的着名的“南巡”。 在对广东省和上海市的视察中，邓小平呼吁进行快速的经济自由化并对国际开放，称赞深圳经济特区的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发展。 此后不久，美国代表前往中国，讨论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的问题，并且国际奥委会官员也前往中国调查他们是否应该在北京举行2000年夏季奥运会。 为了促进中国在这两项事务方面的进展，该政权授准1989年的学生活动家王丹和郭海峰获得提前假释。 当9月奥林匹克委员会的最终投票临近的时候，资深的活动家王希哲，魏京生，徐文立以及王军涛（所有这些人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以来就被陆续关押进了监狱）也被释放了。 有人充满希望认为这预示着官方在政治高压方面的松动，并渴望重操旧业，继续他们过去被迫终止的那些政治工作。 这些活动家彼此之间以及与其它民主化的支持者很快就联系上了。 2 然而，他们的活动仍然处于地下状态，因为他们被剥夺了三年的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利。 1995-1996年间，中国共产党的精英已对这些行为有了足够的警觉，并开始对一些异议人士进行打压。 王丹和魏京生再次遭到拘捕，并被关入监狱。 王希哲则在听到即将被捕的消息后逃往美国。 3 然而1997年开始，部分与邓小平在1月份去世以及中国渴望平等参与国际社会有关，中国进入了新一轮的政治解冻期。 令人关注的是，美国总统克林顿计划于1998年6月访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玛丽·罗宾逊夫人也计划于1998年12月访华。 政治开放的第一个迹象出现于1997年3月，当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刑法》进行了修改，而“反革命”等政治罪名被“国家安全”之类政治色彩不强的罪名取代。 随后，9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强调了法律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性，并且第一次提及了人权。 10月，中国领导人签署了联合国《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并宣布经过几年的适应期后还将签署《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11月，魏京生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被释放并流亡到了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