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该评论已关闭】时，我们的声音在哪里呢？
| 这篇文章由NooN于2010年08月3日 11:50发表在该评论已关闭。你可以订阅RSS 2.0 也可以发表评论或引用到你的网站。 |
没有评论
没有引用
亡国之福-美国人在登上日本后
大约1年前 - 没有评论
1 当麦克阿瑟将军的座机降落在东京机场，当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将军走出飞机踏上日本的土地，尽管他没有穿军装，也没有携带任何武器，更没有举行什么入城式阅兵式，但这一刻，1945年8月30日下午2时5分，对于7000万日本人来说，依然是前所未有的恐怖和残酷，亡国，亡国，亡国，终于变成现实了。 2 日本人从来没有做过亡国奴，甚至日本本土从来都没有被异族占领过。1274年和1281年，强大的不可一世的蒙古大军曾经两次进犯日本，但都被神奇的海风挡住了。 但是，自从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领舰队造访日本以来，自从西方人向日本人展示了“西方那一套”的强大以来，日本人，尤其是精英之士，意识到亡国的危险就在身边了。从那以后，他们一直恐惧着防范着“亡我之心不死”西方人的入侵，竭尽全力避免亡国噩梦变成现实。为此，他们发起了明治维新，搞起了开放改革；他们奋发图强，扩张国力；他们还把防御的心理边界和现实边界一再外延，不惜发动侵略战争，不惜先下手为强挑起世界大战。然而，在付出了七十多年的努力之后，在付出了惨痛的血腥的代价之后，在把日本的城市变成了焦土瓦砾之后，还是没有挡住亡国这一天的到来。 日本终于亡国了。 3 没有料到的是，绝大多数日本人完完全全没有料到的是，亡国给日本带来的不是千百万人头落地，不是受几茬苦遭几茬罪，不是被欺凌被压迫被宰割，而是，而是，而是，前所未有的幸福。 亡国给日本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幸福。 4 我们来看看，以麦克阿瑟为首的美国占领军当局在占领日本之后都做了什么，在征服的土地上，在无条件投降的日本国土上，胜利的征服者们究竟做了些什么。 （1） 还是在飞往日本的飞机上，也就是1945年8月30日，麦克阿瑟就向他的幕僚们谈起了他统治日本的设想，归纳为两个要点： 第一点：铲除日本文化和行为中对外侵略的因素； 第二点：促进民主在日本成长。 （2） 麦克阿瑟抵达日本后，下令释放了被日本政府长期关押的包括许多共产党人在内的政治犯，一贯反共的美国人解放了身陷囹圄的共产主义者。1945年10月，这些出狱的共产主义者合法地组建了日本共产党。 （3） 1945年8月25日，美国占领军允许日本妇女建立自己的组织；9月，公布了给予日本妇女选举地位的法案；12月17日，日本妇女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了选举权。 （4） 1945年10月11日，麦克阿瑟发布公告，解除了对报纸的禁令，日本实现了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麦克阿瑟在公告中还特别指出：要实现宪政体制自由化，要解放妇女，鼓励成立劳工组织，学校实行更自由的教育，实行经济制度民主化。 （5） 1945年12月22日，颁布了《工会法》，工人阶级真正地拥有了自己的组织。1946年9月27日，颁布《劳动关系调整法》，其中包括禁止企业开除或歧视罢工工人的条款。1947年9月1日，颁布了《劳动基准法》，规定了最低工资标准和最长劳动时间。世界上头号资本主义国家派出的占领者们却真正地从法律上保障劳动者的利益，保障工人阶级的利益，真是不可思议呀。 （6） 1945年冬1946年，美国紧急运送粮食、奶粉和肉类给日本。 （7） 1946年2月3日，麦克阿瑟指示盟军总部起草日本宪法样本。美国政府早在1945年19月给麦克阿瑟下达的制定宪法的准则是：日本政府必须绝对由全体选民授权并对全体选民负责。5月3日盟军提交了宪法草案。10月7日，日本国会通过了宪法。11月3日，天皇颁布新宪法。这是一个由占领者由外国人由敌人由西方人按照西方的价值观按照西方那一套强加给习惯于东方这一套的被占领者的宪法，但却是给被征服民族被占领国家的人民带来了民主自由法治的宪法，带来了和平繁荣昌盛的宪法，带来了幸福的宪法。 “麦克阿瑟”宪法强调了日本人的基本公民权利，把这些权利视为“天赋而不可剥夺的权利”加以保障。这些权利包括：选举权；集会与出版自由；没有律师的即时介入，任何人都不得被逮捕定罪；保障人民居住安全，禁止无端的搜查与剥夺等。 当时，除了日本共产党，所有的日本政党都赞成新宪法。 （8） 1946年10月21日，国会通过《土地改革法案》。日本政府购买了所有外在地主的土地和在乡地主的多余土地，再把土地转卖给没有土地的农民。对没有钱买地的农民，政府给予抵押贷款。一夜之间，不流一滴血，不杀一个人，所有的无地农民都获得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 （9） 1947年3月31日，颁布了《教育基本法》。宣布教育的首要目标是“尊重个人尊严，努力培养人们热爱真理与和平。”教育的另一个目标是“建立一个民主、文明的国家，为世界和平与人类福祉作出贡献。”日本的学校不再被政府所控制，而是由公众选举的教育委员会管理。选择教师、课本和设定课程完全由民间自主决定。 （10） 美国占领军当局是1952年归政于日本政府的。这亡国的7年，彻底地改变了日本的发展途径，把国家主权从专制者那里转移到了日本人民手里，引发了日本的根本性的进步，把日本引上了康庄大道。十几年后，日本就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号经济强国，国家繁荣，人民富裕，社会稳定。 顺便说明，美国占领军当局并没有花费日本纳税人的钱，他们的花销是由美国纳税人买单的。 5 为什么亡国会带来人民的福祉？ 因为，所亡之国是专制之国，是少数人垄断权力剥夺多数人权利与利益之国。由于征服者来自文明的民主国家，他们带给占领地人民的是保障所有人权利的价值观和秩序，所以，必然推动社会进步。 当野蛮征服文明的时候，带来的必然是灾难。当野蛮征服野蛮的时候，延续或者加深的依旧是灾难。而当文明征服野蛮的时候，带来的则是进步。 当文明的民主战胜野蛮的专制时，带来的是民主的进步。日本、德国和意大利战后的历史，东欧国家战后的历史，从正反两方面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李鹏日记解禁“国家机密”【六四日记】的背后
大约1年前 - 没有评论
文章来源：http://www.open.com.hk/1007p25.html 作者：陈破空 胡锦涛当局封杀李鹏六四日记，相信原因之一是，李鹏日记大量泄露”国家机密”，透露许多党内分歧和武力镇压的内幕。而且借此暗示杀人责任人人有份，谁敢为六四翻案？ 早在二○○四年、”六四”十五周年之时，李鹏就想出版他的”六四”日记，取书名为《关键时刻》，却遭到胡锦涛当局封杀。打压言论自由的李鹏，最后，连他自己也丧失了言论自由。六年后，在香港（李鹏仇视的”民主基地”），由鲍彤（李鹏政治上的死对头）之子鲍朴出版了这部《李鹏六四日记》，帮助李鹏实现了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了却其生前一愿。出版之前，该书内容已经全文上网，凡熟知中共特性和”六四”历史的人，都能体认，该书确为李鹏本人所撰，作者与书稿的真实性，几乎毋庸置疑。 李鹏并未推卸屠城责任 关于李鹏日记，港台或外国媒体的评论大多是，李鹏企图推卸责任洗脱污名，”把屠城责任都推到邓小平一人头上”。但通读全书，看不出李有任何推卸和洗脱的意思，反倒是描写自己如何强硬，如何拒绝对请愿学生让步，自始至终坚持镇压，甚至从一开始，就抱定不惜”赔上自己的身家性命”也要捍卫一党专制的决心。行文中的”理直气壮”和”义正词严”，活脱脱就是一个花岗岩脑袋的写照，毫无反省，毫无悔意。 关于八九民运，曾有人反思：”学生没有珍惜与政府对话的机会，把事情搞砸了。”但李鹏日记却透露，不管学生有没有与政府好好对话，党内强硬派都已经铁下一条心：镇压。五月十八日，李鹏等人虚与学生对话周旋，但在头一天，即五月十七日，中共高层就在邓小平家里，做出了调兵进京、实施戒严的决定；李鹏纪录，在与学生对话中，”我也留下了一个伏笔。我说，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会在适当的机会全面说明政府的立场。这就是指明天要召开的党政军干部大会。”第二天，即五月十九日，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动员大会”上，李鹏发表杀气腾腾的讲话，挥着拳头，厉声喊叫：”必须�取坚决果断的措施，迅速结束动乱。” 李鹏日记中，始终把呼唤民主的学潮称为”动乱”，并动辄把民主运动比喻为”文革”动乱。这实在令人啼笑皆非。文革，发生在也仅仅发生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并由中共头目毛泽东一手制造。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尤其有哪个民主国家，发生过类似中共文革般的闹剧？倒回去说，如果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已然是一个民主国家，人民拥有批评和监督政府的权力，毛泽东又岂能恣意妄为？浩劫又岂会持续十年？ 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民主运动，包括中国八九民运，何曾以破坏该国文化文物古迹的”文革”似疯狂登场？何曾以大规模暴力、迫害和残杀的”文革”般血腥呈现？李鹏疯人呓语，对民主运动扭曲定性，怎能不误国害民？ 李鹏日记再次坐实了他留给世人的固有形象：强硬派，极左，仇视民主，誓死捍卫”党的利益”，是策划和实施六四屠杀的主要元凶。 “六四”屠城，邓李合谋 至于邓小平部分，李鹏的书写不过就是印证外界了然的事实：邓提出戒严和拍板镇压。李详细记录，学潮期间在邓家中多次召开高层会议，证实请愿学生指控：邓垂帘听政。一九八九年，作为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邓小平在紫禁城外，在中国民众中其支援率已经接近于零；但在紫禁城内，在中共高层那个小圈子内，其威势依然压倒一切，压倒党的总书记赵紫阳。紫禁城内外截然相反的政治空气，反映中国政治的反常生态。 邓调动军队后，大概没有料到军队会受到民众群起阻拦，一时动弹不得。这一期间，邓忧心忡忡，最担心”军心不稳”。李鹏写道：”邓小平担心军心不稳，这是大问题。””六四”屠城后，邓并不露面，直到屠城后第五天，六月九日，眼看局势已经完全处于掌控之中，邓才亮相，接见戒严部队干部。 日记首次披露邓在接见戒严部队干部时，讲的这么一句话：”如果是用坦克从人群中轧过去，就会引起全国的是非不清。”事实上，”六四”屠杀的主要情节之一就是共军用坦克压轧人群。北京体育学院四年级学生方政作证，六月四日晨，方政随其他学生从天安门广场撤离，行进到六部口一带时，共军三辆坦克从学生队伍背后冲进人群，方政当场被坦克辗断双腿。三辆坦克呼啸而去之后，现场留下十一具血肉模煳的尸体。 邓讲的那句话，仿如”此地无银三百两”，故意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体现一个独裁者当面说谎不脸红的厚黑功夫。邓小平和李鹏，一个在后台，一个在前台，配合默契，形同父子，最后，都成为遗臭万年的”六四”屠夫。 长篇日记隐瞒了什么？ 声称要写出”事实”、”作为最重要历史见证”的李鹏，并没有完整的写出事实，比如，参与”六四”屠城的重要帮凶之一，当时的北京市长陈希同，其名字竟在李鹏书中�字未提，仅在少数几处，以”北京市长”一带而过。原因无非是，陈于一九九五年在权争中失势，被江泽民以”贪污罪”下狱。李不便在书中再提到这个名字。不一而举。由此可见，李鹏日记选择性的记录，有所暴露，也有所隐瞒。 隐瞒最深的，当推李与邓之间的秘密交流。当时，除了对李鹏，邓小平对中共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中的任何其他人都不信任，或不完全信任，许多决策交待部署，极可能就只在邓、李两人之间进行，包括允许共军扫射人群、用坦克辗压人群、施放毒气弹等，极可能就是邓、李二人背着他人，所下达的密令。否则，远道而来的共军官兵，哪有那么大胆子，擅自作为？ 李鹏暗示：江泽民是滑头 关于江泽民出任总书记前后经过，李鹏纪录：先是由陈云、李先念二老向邓小平推荐，邓于当年五月十九日正式决定，并知会李鹏等”常委”。五月三十一日，江泽民再次奉召进京；次日，邓当面告知江，要他出任总书记。但江并不同意马上接任，以”党章规定”为由，婉转表示，要求”由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他任总书记。”而很明显的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召开”中央全会”。 江趁机提出：”在此之前，他不能以总书记名义对外，可先在中央担负一部分工作熟悉中央的情况。”可以看出，江耍的是拖延战术。实际上，江仍然在左右观望。一方面，在党内，邓赵之间两条路线的纷争还没有最后结论；另一方面，共军进京受阻，军队和民众谁占上风，军心是否生变，都还不明朗。江坚持，一线工作仍由李鹏负责。李写道：”他一直要求我在第一线主持中央工作。”大屠杀展开时，江待在警卫大楼，坐观形势。直到一切都平息下来，六月二十三日，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江才正式出任总书记。李鹏日记暗示，江泽民是滑头，看风使舵。 卖力表演，实被利用 李鹏在日记中称，学潮开始后，赵紫阳的智囊们”建议赵紫阳要与邓小平保持距离，争取民心。”李鹏日记虽没有提到江泽民的智囊们如何，但可以推断的是，江的智囊或手下，如曾庆红，给江的建议极可能就是：在局势没有明朗前，不可轻易接过”总书记”这一烫手山芋般的职位。 日记显示，许多时候，李鹏一人被推到前台，竟至于，六四屠城后六月五日凌晨，只有退休老人王震一人，陪同李鹏到人民大会堂，为参与屠城的共军官兵打气。直到六月九日邓小平露面后，其他中共高层人物和老人才随同邓一齐露面（唯江泽民仍托辞不出）。 这个挽救了党、有功于党的强硬派代表人物，在重新巩固后的党内并没有捞到什么好处。即便邓小平，对李鹏也只是利用。镇压功成，邓并未对李加官进爵，而是把李单独叫到书房，说你继续当总理。接着问：你看江泽民同志当总书记怎样？ 在一九九八年的人大内部投票中，被内定转任人大委员长的李鹏，竟从”自己人”那里，得到二百张反对票和一百二十六张弃权票，创下中共领导人内部得票率最低纪录。这正如，一个凶人，对外面人凶，也让内部人害怕。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当年那个满脸横肉，不可一世的李鹏，在党内却当了”冤大头”。 大量泄露”国家机密” 胡锦涛当局封杀李鹏六四日记，相信原因之一是，以中共自订的机密标准，李鹏日记大量泄露”国家机密”。 一九八九年，邓小平所调共军，为民众所阻，无法进京，最后以隐蔽和乔装分散方式入城。此前，这些情节，止于人们的推测。而今经由日记，李鹏透露：在人民大会堂和天安门一带，确有”人防地下通道”，共军以隐蔽方式，经由这些地下通道，进入天安门。 李鹏日记，也间接证实杨得志等七名上将写信反对镇压的事实。李鹏日记还泄露，学潮后期，即便组成了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央”宣传小组”，但共军屠城后，”广播和电视台在这关键时刻，都没有坚决站到党和政府这一边。”李写道：”今天中央电视台两位播音员一反常态，有意身着黑色服装，不知他们为谁�丧。”李鹏还哀�：”在平暴之后，中国新闻媒介却鸦雀无声。作为中国政府主要通讯机构的新华通讯社，在平暴后的三天内，没有发�任何外文稿，全世界突然听不到中国的声音。” 李鹏强调”党的团结”，但在日记中却泄露出这个党的严重分裂。不仅党的总书记赵紫阳，人大常委会中，多数副委员长、甚至委员长，都不赞成镇压学生。万里委员长外访回国后，被江泽民截停于上海，并塞给他一份由李鹏部属起草的文字，让他照读，算是表态。 孤注一掷要拖众高官下水 日记中李鹏毫不掩饰自己扮演的角色，固然出自他以为理所当然而顽固不化的一党专制意识，但非要公开出版不可，目的何在？李鹏要表白于世的，究竟是什么？ 在这部长达近十五万字的日记里，李鹏详细罗列了他发布戒严令、邓调动军队后，中共高层人物和各省市部负责人的表态，多数”拥护”（部分犹豫，部分含蓄表示不赞同），包括当时在地方任职的江泽民、胡锦涛和主持”中办”工作的温家宝等，均属”拥护”之列。这恰是李鹏日记泄露的最大”国家机密”。 原来，李鹏借此日记，警告后来的当政者：谁也别想为”六四”翻案，谁也别想提”平反”。你们当初都支持镇压，你们和我，都在同一条船上，休想把”六四”屠城的责任扣到我一人头上，谁想清算我，你们也跑不掉。 这是晚年李鹏的孤注一掷。在该书”前言”和”后记”中，李鹏再三提醒：”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告诫：”党的团结”，尤其是”领导集体的团结”，至关重要。这流露，党内外”平反六四”呼声的经久不息，让李倍感焦虑。正是出于这种焦虑感，迫使李整理出长篇日记，并急于公开发表。 然而，被李鹏视作”护身符”的这一重大”国家机密”，却留下漏洞：当邓、李作出调军戒严的决策和动作后，其他中共高层人物，以及各省市部负责人的表态，即便拥护者，也只是表态支持戒严，并没有表态支持军队对民众开枪坦克压人，甚至大规模屠城。如果今日或日后的中南海当政者有意翻案，仍然可以凭籍这一漏洞，将屠城责任，尽数推到李鹏和已经死亡的邓小平头上。 诋毁赵紫阳适得其反 李鹏日记竭尽对赵紫阳的诋毁，仇恨情绪弥漫字里行间。但却从反面突出了赵的伟岸形象。李透露：赵自始至终坚持与学生和市民对话，要求通过缓和方式化解官民分歧，进而提出”民主化”和”透明化”的前瞻性主张。有人指赵的儿子”官倒”，赵主动要求中央调查。期间，赵还提出”取消对领导同志的特供”，这显然触动了党内既得利益集团，尤其那些养尊处优的”老人帮”，如邓小平等。赵的表现，在恶人当道的中共高层，难能可贵。 李鹏日记，把自己塑造成挽救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但历史必将记载，对中华民族而言，那一年，在逆流滚滚的中南海，真正的中流砥柱乃是赵紫阳。 连续废掉三任党主席或总书记的强人邓小平，留给中南海的残局，便是邓之后的任何继任者，都属于弱势，都要花很长时间去巩固权力，几乎长达整个任期，于是无心作正事；待权力巩固之后，任期已近结束，无心再有作为。换一届当政者，周而复始。 整个中国靠惯性运作，当政者的主题，除了经济还是经济。至于政治民主与社会开放等话题，连碰都不敢碰。对重商主义的中华民族而言，只要统治者不发动类似文革或大跃进那样的破坏行动，国民经济自然会积累式发展。只可惜这个被新专制主义牢牢束缚的古老民族，如今除了钱还是钱，竟无从着眼那些人类普世的奋斗目标，与现代文明隔绝。
菲律宾香港旅游车劫持血案图片全记录『图』
大约1年前 - 没有评论
原始来源：http://news.enorth.com.cn/system/2010/08/24/004955600.shtml 内容提要：经过10余个小时的僵持后，到晚间8点多局势急转直下，现场传出激烈枪响，有8名人质惨遭劫匪杀害。据报道，劫匪的弟弟格雷戈里奥可能充当他和警方之间的联络人，但却突然被捕，导致劫匪情绪激动，形势开始急转直下。//我等着看大陆政府的反应。。等着看GDP全球第二的盛世的反应。 当地时间2010年8月23日，菲律宾警方包围被劫持的大巴，封锁周边地区。当天，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市中心基里诺大 看台附近发生一起香港旅游大巴劫持事件，劫匪手持M-16自动步枪的枪手劫持了车上25名人质，其中有21名香港旅客，包括17名成人3名儿童和1名香港 领队。门多萨曾是区域机动警察的一名成员，2008年因为涉嫌抢劫、勒索和毒品有关的犯罪活动而被解雇。门多萨挟持人质要求官复原职。 当地时间8月23日，劫持者在旅游车内向外挥手，他身上带着火力强劲的M-16自动步枪。 当地时间8月23日，劫持者门多萨在旅游车内向外挥手。 当地时间8月23日，大巴车里的香港旅客向外观望。 当地时间8月23日，现场外的狙击手。观光车处于孤立的状态，狙击手部署在观光车的四周。 当地时间8月23日，司机坐在座位上（着白衣者），旁边是劫持者。挡风玻璃上贴着劫持者向政府提出的要求。 8月23日，在菲律宾马尼拉，一名被劫持者戴着手铐站在被劫持的菲律宾旅游客车门口。 这是8月23日在菲律宾马尼拉拍摄的遭劫持的载有中国香港旅游团的客车。 8月23日，在菲律宾马尼拉，谈判人员与菲律宾旅游客车劫持者交谈。 当地时间8月23日，劫持者门多萨与政府派来的两名谈判者（着橙色衣服者和着白衣者）正在协商。 当地时间8月23日，三名人质被释放。警方谈判者在观光车周围来回走动，与劫匪进行谈判。 一名老人被劫持者释放。 枪手在旅游巴车头玻璃上贴出告示，警告在当地时间23日下午3时，将发生“大事”(bigdeal)。 当地时间8月23日，菲律宾马尼拉，警察护送被劫持者释放的中国香港游客离开。 当地时间8月23日，菲律宾马尼拉，被劫持者释放的中国香港游客正在吃饭。 当地时间8月23日，谈判人员给被劫持大巴的司机递送食物。 当地时间8月23日晚，部署在大巴车周围的警察高度戒备。此前，车上9人陆续获释后，现场情况突然转坏，据信有机关枪从车内向外扫射，导致客车玻璃出现整排弹孔。大巴车司机随后从车内逃出，并称剩余15名人质已全部遇害。 当地时间8月23日晚，菲律宾警方强攻被劫持香港旅游大巴，试图用锤子砸碎大巴玻璃。 当地时间8月23日晚，菲律宾警方强攻被劫持香港旅游大巴。 当地时间8月23日晚，菲律宾警方强攻被劫持香港旅游大巴。 当地时间8月23日晚，菲警方打开客车后部紧急出口，试图进入车内。 当地时间8月23日晚，菲警方调来警车，打开客车后部紧急出口，试图进入车内。 当地时间8月23日晚，菲警方打开客车后部紧急出口，试图进入车内。 当地时间8月23日晚，菲律宾警方强攻被劫持香港旅游大巴。 当地时间8月23日晚，菲律宾警方强攻被劫持香港旅游大巴。 当地时间8月23日晚，菲律宾警方强攻被劫持香港旅游大巴。 当地时间8月23日晚，菲律宾警方使用铁锤试图进入车内。 当地时间8月23日晚，菲律宾警方试图进入车内。 当地时间8月23日晚，菲律宾警方包围大巴车。 当地时间8月23日晚，菲律宾警方包围大巴车。 当地时间8月23日晚，菲律宾警方包围大巴车。 当地时间8月23日晚，劫匪的尸体挂在车门上。 当地时间8月23日晚，菲律宾警方强攻被劫持香港旅游大巴。劫匪被击毙，尸体挂在车门上。 当地时间8月23日晚，菲律宾警方查看劫匪尸体。 当地时间8月23日晚，当地下起大雨，菲律宾警方正对大巴发动强攻。 当地时间8月23日晚，救援人员进入车内查看伤亡情况。香港电台援引来自菲律宾卫生部的消息称，劫持事件已造成8死7伤。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则称，事件中7死8伤，其中2人重伤。 当地时间8月23日晚，救援人员将伤者送出车外紧急送往医院。 当地时间8月23日晚，救援人员将伤者送出车外紧急送往医院。 当地时间8月23日晚，救援人员将伤者送出车外紧急送往医院。 当地时间8月23日晚，救援人员将伤者送出车外紧急送往医院。 当地时间8月23日晚，救援人员将伤者送出车外紧急送往医院。 当地时间8月23日晚，救援人员将伤者送出车外紧急送往医院。 当地时间8月23日晚，救援人员将伤者送出车外紧急送往医院。 警方和救援人员将伤者紧急送往医院。 当地时间8月23日晚，一名伤者被紧急送往医院。 当地时间8月23日晚，一名死者被被抬进救护车。 当地时间8月23日晚，菲律宾警方在现场警戒。 经过10余个小时的僵持后，到晚间8点多局势急转直下，现场传出激烈枪响，而嫌犯门多萨被击毙，尸体悬挂在车门外，有8名人质惨遭劫匪杀害，至少2名人质受伤，4名活着的人质满脸惊恐地陆续走下车。 旅游巴士闹市区被劫 劫持者名为罗兰多·门多萨，现年55岁，当地时间23日9时(北京时间9时)左右在马尼拉市中心基里诺大看台附近持M16式步枪劫持一辆旅游客车。 菲律宾警方说，这辆大巴是当天上午9时左右在马尼拉市中心的著名景点黎刹公园遭到劫持的，劫持者是一名在2008年被警局解职的警察。获得大巴
要想跑得趁早【闪】
大约1年前 - 没有评论
很多中国人羡慕美国佬可以自由的使用枪械，幻想着哪天也能雄赳赳气昂昂一枪打死开发商。我觉得这实在是妄自菲薄，在我们中国，家里不存着点液化气罐燃烧瓶什么的，你都不好意思跟人说自己是钉子户。如今广西人枪杀公务员，湖南人炸掉税务局，武汉人炮轰拆迁队。祖国如此自由，你还觉着外国的月亮就比中国圆，这不是赤裸裸的崇洋媚外吗？ 暴力手段的升级还只是一方面，更有意思的是民意的变迁。前段时间流行的口号“冤有头债有主出门右拐是政府”清楚明白的表明了部分民众对官员的死亡表示完全无所谓，给一小水果摊开出三千多万元税单的长沙税务局被炸飞之后腾讯网上对此事感到高兴的网友更是多达24万，表示难过的则只有六千，吓得腾讯赶紧就把民意给屏蔽了。一个国家能发展到官员一死人们就比过年还高兴的地步，我觉得这也算是变态到一定的境界了。 俗话说“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对这种现状我们的政府只能说是咎由自取。前段时间茅于轼说了一段话：“收入差距和贪污腐化是社会矛盾的重要方面，但不是民怨的根源，把根源看错了治理就不能见效。我认为问题的根子在政府不讲理。”这话真是一语中的。我们这个政府一向是你跟他讲道理他拿你擦鼻涕，谁老实就冲着谁翻白眼，甚至于唐福珍以自焚对抗拆迁之后，有关部门都没有流露出一丝怜悯之情，而是定性为“暴力抗法”。这就教会了人们：跟中国政府打交道，说理是没有用的，下跪磕头也换不到同情，就连自残都纯粹是浪费自己的生命。我记得几年前每逢有农民工爬吊塔跳楼讨薪之类的事情，就有人摆出一副高学历人士的架势点评说“农民工缺乏法律意识，不懂怎么用法律武器为自己讨回公道”，说得好像中国的法院真的是用来讨公道的一样。在我党已经成功把访民集体变成精神病的今天，这类装逼犯总算是基本死绝了，可见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还是在不断提高的。 中国政府为何“不讲理”？我认为最大的原因在于两个字：恐惧。有人大概会奇怪了，我党一手握枪杆子一手握笔杆子，而那些赤手空拳的反党人士则只能成天在活跃中文用户可能不超过十万人的推特上磨磨嘴皮子，一回墙内就被无数爱国粪青围剿，我党又有何惧哉？其实不然，就连老毛这样呼风唤雨的人晚年时都整天搞得神经兮兮的，无时无刻不在担心别人要谋害自己，一个人越是了解权力的牛逼之处、越是靠权力去制造恐惧，也就越是害怕失去权力的后果。偏偏我党在当今世界诸多的独裁政党里也算是极为耀眼的脑残之星，创造了文化大革命这等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害人害己的伟业。安全感的极度匮乏使得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受迫害妄想症，惯于用敌我思维来看待问题，甚至把善意的批评都当成是居心叵测的阴谋，无怪乎六四学生单单是下跪请愿，李鹏都能认定这是“文革造反派惯用的手法”。前段时间南都便披露长沙开福区一副区长在工作会议上要求公安对进京上访人员要“按敌对势力办”，苏州通安事件中政府最后也将民变定性为“境外势力操控”，既然他们都拿老百姓当阶级敌人对付了，那还跟你讲什么道理？ 中国政府每一次的“不讲理”，都会使群众的“忍耐底线”进一步降低，而群众的退让则助长了政府进一步掠夺民财、侵犯民权的胆量。六四屠杀是毛时代之后我党干的最不讲理的一件事，自此之后社会便全面溃败，当年的大学生还敢站出来反对太子党“官倒”，如今官倒已经泛滥到全党参与，当代的大学生们却连这个词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当年合肥大学生敢于写大字报抨击人大代表选举不公，上海大学生可以站出来争取新闻自由，你再看看当今的社会，当今的学生，便可知道自89年之后，无论是政府还是人民，中国都一直处于急速倒退的状态。有人说了，不对呀，经济还是在进步的！这纯粹是胡话，经济发展是市场的功劳，不是共产党的功劳，共产党的所为只是越来越贪婪的利用自己的特权在市场里捣乱。至于称赞共产党恢复了市场，就跟WOW玩家感激版署迷途知返浪子回头重新通过了WLK的审批一样可笑，正应了那个苏联老笑话：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在于能够战胜别的主义下根本就不存在的困难。 我党一看到别人对他们说三道四就觉得浑身不爽，从李鹏日记来看89年时除了赵紫阳等极少数开明人士外，高层官员根本就没有去考虑过对话和官倒的问题，他们唯一所在意的就是如何去平息运动，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维稳”。老百姓想要的“稳定”是不受别人的欺压，我党想要的“稳定”却是让人们敢怒而不敢言，“不敢言”的状态又会反过来增长欺压者的气焰，结果只能是“越维稳越不稳”。从表面上看，六四之后中国社会似乎是万马齐喑，人民群众已经集体臣服于机枪坦克之下，实际上中国人的“忍耐底线”虽然降低了，却不可能彻底消失，总有一天又会容不下政府无限膨胀的胃口。当和平的抗争一次次遭遇挫折时，群众的手段便会越来越激进，这反过来又刺激到政府脆弱的小心灵，使得他们也越来越不讲理，双方的互动陷入恶性循环之中，最终导致社会逐渐割裂，形成无法消解的敌意。 我在08年时说过“暴力化”将是中国社会未来的必然走势，事实上今天的社会早就已经完成了意识形态上的暴力化，处处充斥着教科书中“落后就要挨打”和历史观上“成王败寇”之类的武力崇拜，所欠缺的已经仅仅是实践出真知了。爱国粪青在谈及六四学生时都能潇洒的说出“杀得好”这三个字，俗话说天下党员出粪青，而且还是逆向淘汰机制下过五关斩六将之后脱颖而出的傻逼中的战斗机，这帮人身为屁民的时候都能站在统治者的角度的思考，等他们真的摇身一变成为统治者时，我相信他们更可以心安理得毫不犹豫的镇压甚至屠杀一切反对他们的老百姓了。如今暴力既是我党解决问题的终极手段，也是人民寻求正义的唯一工具。而且你千万不要以为这只是一小撮走投无路的屁民和共产党之间的私怨，和你我这样的普通人就毫无关系了。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像杨佳同志一样把斗争的矛头指准方向，一个人在恐惧之中压抑得越久，爆发的时候就越愤怒，而恐惧和愤怒都是能够摧毁理性的情感。我党官员躲在用纳税人那里收来的保护费所构筑的坚硬龟壳里，弱小的屁民们无计可施，其愤怒无处发泄，那怎么办？最简单的方法当然是拿其它屁民开刀了。 最近我国已经进入了屠童事件高发期，据报道南平血案之后短短一个半月的时间，单是北京警方就已经制止了七起针对幼儿园的袭击，抓捕了十名犯罪嫌疑人。我看到这新闻时真是不寒而栗，也不知道这帮警察是在路上随便抓了几个人就带回去邀功领赏，还是杀小朋友真的已经成了时尚潮流，总之都不是什么好事。前段时间爆破了长沙税务局的哥们同样表示下一步就要对付高官子女，陕西镇南屠童案之后某受害儿童家长更是因不满政府的赔偿方案，提起刀来就要去杀别人家的小孩。不光是幼儿园里血案多，两个月前一被截访女子在火车上趁人熟睡之机连捅九个素不相识的乘客，你说这火车坐得好好的，谁他妈能料到旁边就有这么一号人物？我党虽然有城管武警解放军等一系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这类“敌在暗我在明”的偷袭却是无计可施。像爆破之类的已经算是高端手法了，在中国这种奶粉里掺了三聚氰胺都查不出来的国家用纵火投毒这样低门槛低风险高收益的手段来报复社会那更是防不慎防。要知道牛逼如美国还不是照样给人撞掉了双子大楼，弱势如维族也可以到处拿着针头注射不明液体，人家正面战场打不过你，背地里往你家门锁里灌点胶水还不行吗？ 这草根暴力的指向目标还具备极高的不确定性，除非是已经彻底脱离了群众队伍、出行都不屑于买头等舱而是坐私人飞机的超成功人士，否则任何人都有可能是潜在的受害者。如今多数人可能还觉着这类倒霉事就像强制拆迁一样离自己十分之遥远，其实中国现在还不过是处于暴力社会初级阶段。我在《是谁在分裂中国》里说过，民族仇恨是一个矛盾放大器，少数民族的今天其实就是我们的明天。前年有西藏三一四，去年有新疆七五，按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以后内地就不是少数民族杀汉族人，而是汉族人以同样的力度自相残杀了。很快人们就会因置身于暴民与暴政的交叉火力之间而人人自危，而且被暴民伤害的可能性更高、后果更惨重。 从客观上来讲，滥伤无辜的恐怖主义行径对中国政府的打击恰恰是最为致命的。共产党何以长期维持自己的暴政？答案同样是两个字：恐惧。在中国多数人都曾经历过如下的转变过程：虽然他们的内心对现状并不满意，但是他们清醒的意识到改变社会需要付出极为高昂的代价，甚至有可能是自己的生命，因此他们的主张逐渐由“社会需要改变”变成了“社会无法改变”，麻木的安于现状；而他们却又不愿承认并正视自己的懦弱，为了合理化自己的不作为，慢慢又开始改口宣称“社会无需改变”；有些人甚至堕落为彻底的犬儒主义者，疯狂的攻击一切试图改变社会的人。今天中国人实际上是在遵循一套潜规则：只要服从党的统治，至少可以保证性命无忧。不时放出一点经济上升、奥运世博之类的“利好消息”，就可以让他们安慰自己“潜规则依然运转良好”。如今的民运势力为何不成气候，关键就在于缺乏民意的支持。想当年波兰一弹丸小国随便搞一次运动都是十万甚至百万人级别的规模，而在当今国人的眼中，海外民运不是轮子教的信徒就是89年投机失败的西方操控的走狗，国内民运更是生活郁郁不得志试图对共产党取而代之的社会渣滓，不愿遵守潜规则的人在人们看来比共产党还要更为可恶。前段时间喻高之所以猛批艾未未，其原因正在于此。如果说一般的反党人士只是对潜规则口诛笔伐，暴民们的行为则是对潜规则最直接的破坏，一旦人们意识到即使服从也不能保障安全，对执政党的信心便会急速下降，我党的统治将以惊人的速度土崩瓦解，无序的暴力将转化为有序的暴力。换一个如今已经不太常用的词来说，“革命”就是这样点燃的。 有人恐怕要说了：你这转换未免也太搞笑了，今天的中国横看竖看也不可能会发生革命啊？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可能的，历史上所谓的革命从来就不是抛出一个什么先进思想来群众就会跟着你混的。当年孙中山初出道的时候，在世人眼里不过是个“高谈时政，放言无忌”的二逼愣头青，在国内的评价可能不比今天的轮子教好得到哪里去，但是八国联军入侵之后，立刻“时势异也”，“清廷威望扫地，民心思变”，孙中山摇身一变成为进步领袖，革命党势力急剧扩张。如果不是因为日本人使国民党丧失了对半壁江山的控制力，共产党单凭苏联的支援同样无法成事，绝大多数成功的革命背后往往都有这么一个导致“民心思变”或是“政权崩溃”的契机。如今虽然外族侵略的可能性基本为零，但我并不担心这个契机不出现，反而担心它会以怎样的形式出现。三民主义里最有价值的部分是“民权”，多数革命党人对其却毫无兴趣，反倒是“民族”更能笼络人心，正是因为八国联军的入侵使得当时中国社会只承受了极小的代价就完成了民意的转变。今天的中国失去了民族仇恨这个老牌强效放大器，所要付出的代价必然比清朝人民要高昂得多，从这个角度来看没有外族的威胁反而是件坏事。89年时柴玲说中国政府“无赖之极”，说“我们就是要在这里流血，用我们的鲜血和生命来唤起民众”。前一句话说对了，中国政府确实无赖之极；后一句则是天真了：几个大学生的鲜血根本就唤不醒中国的民众，要想让人们搞清状况非得流他们自己的血不可。当年柴玲没好意思公开号召她的战友们去流血，我觉得这根本不用去号召，中国总有一天要血流成河，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都是这个结果。以前饱醉豚写了篇文章叫《你愿意为自由民主付出什么代价》，回帖者中基本上没有几个人是敢正面宣称自己要送胳膊送腿的。很快大家就不用再纠结这个问题了，因为人们将亲眼目睹忍受专制独裁又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美国人常说“Freedom is not free”，长期以来民运人士却总想寻求不流血的中间道路。事实上以前我也认同冉匪“日拱一卒，不期速成”的观点，希望靠开启民智来获得廉价民主，后来才发现中国人所缺的不仅是智力，更是敢于正视现实的胆量，而一个装睡的人你是永远也叫不醒的。今天的中国实际上正在进行一场民主派与共产党之间的赛跑，看到底是前者开启民智快还是后者开启民愤快，前者获胜则中国多半能迎来非暴力的和平转型，后者获胜则大家只能坐等天下大乱，玩的就是一个“速成”。很不幸，以这几年的情况来看，恐怕多数人都会认同民主派已经败得毫无悬念，毫无翻盘的余地。当然这也不是说开启民智就没有意义了，一来民愤并不等于民智，搞不好会比天京事变还要恐怖，民主派们也只能替共产党擦擦屁股，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损失；二来今天的民运人士里也不乏一些神经病，民主英雄郭泉同志曾一度声称自己组建的新民党有七千万党员，和共产党齐头并进，比轮子教三退还来劲，其中跟他有直接联系的访民更是多达一千万人，郭教授卖汉服甩棍还来不及，何时有这等超人的精力？当时我有一朋友给郭泉打电话，闲聊一番后问他新民党从哪里搞来那么多人，孰料郭泉怒不可遏，厉声质问我的朋友是不是共产党的特务。我在推特上说了这件事之后，很快也被扣了个共党特务的帽子，我隐藏得那么深都能被他识破，你看看这智商高到了何种程度。当年南京某大学副教授也把自己当成了世间唯一合格的民主发言人，有一天突然给我私信，问我是不是卧底的五毛。我当时懒得搭理他，回他“这都被你发现了”，不料这厮的情商比Sheldon还低，居然得意洋洋的说：我早就知道了，你不仅是五毛，而且还是五毛中的高级领导。这蠢货还曾经见过我一面，我要是二十岁就能当上五毛小队长，那三十岁时岂不是应该候补政治局委员？以后要是让这帮小毛泽东成了事，我看笑蜀又得编一本《历史的先声第二弹》了。如今民主派的任务已经不是推翻现在这个共产党，而是扼杀掉下一个共产党。现在这个其实不需要操心太多，他们自尽的速度远超你的想象，只不过临死前还要拉上全国人民陪葬罢了。 要想避免“暴力化”造成的可怕后果，唯有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革以改善社会公正，而要我国政府做到这一点却又几乎等于是天方夜谭。以我长期观察的经验来看，受恐惧所控制的人一般都有两个特点，一是喜欢靠歪曲现实来安慰自己“情况还没有那么糟糕”，二是固守陈规，害怕变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要是连我党官员的水平都能意识到问题已经严重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事情恐怕早就已经无法挽回了。清政府直到武昌起义之后才匆匆推出《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一一满足革命党人的要求，那时候革命党已经稳占上风，你再去妥协还有个蛋用？事实上终身制世袭制的统治集团还比共产党更加珍惜自己的江山，如今我国流行裸官，一见大事不妙连金银细软都不用收拾就可以拔腿跑路。众官员们恐怕都想着只要自己任上不要出事就OK，哪管身后洪水滔天，玩起了击鼓传花的游戏，何况职位越高的官员受社会暴力影响的程度就越小，横看竖看他们都是最无所谓的人。也不用指望党内会出现什么信奉民主自由的先进人士出来力挽狂澜，即使是胡锦涛突然宣布自己其实是长期潜伏于共产党内的戈尔巴乔夫，我看他也只能和赵紫阳携手相伴黄泉路。改革派在党内得势的基础是社会上强势的党外反对派，而我前文说过如今的民运势力根本不成气候，如果他们哪天真的上了台面，那就说明暴力社会高级阶段已经到来，共产党大概也没几天好日子可过，该流的血也差不多流完了。 其实在中国这潭死水里呆的时间长了，连我自己也不太相信事情真就会朝那么夸张的方向发展，但从纯逻辑角度来看似乎又只能是这样，近年来这个社会所发生的一些事件更为我的担忧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论据。社会的巨变从来就是难于预测的，封从德的日记显示此君在1989年4月15号那天同样浑浑噩噩的活在一潭死水中，就算你告诉他接下来两个月会发生的事情，又要让他如何相信？如果说历史有它的偶然性和必然性，那么六四运动就是社会条件所形成的必然，胡耀邦的死则是偶然的导火索，但是即使他没挑那个点去世，炸弹也总归会以别的形式引爆，而人们之所以不相信“必然”，是因为几乎没有人有能力去看清那些“偶然”。我本人当然也希望自己只是大嘴巴抡一抡，跟贝利一样预测全部不中，不过思前想后，我还是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套一句三俗派代表马诺的名言，那就是：宁愿在国外检讨自己的弱智，也不要在雨花功德园三万元一平米的墓地里自我欣赏。
网友零距离报导舟曲灾情【泥石流】
大约1年前 - 没有评论
以下是一个摩托车手进入舟曲灾区的图片,一个字,惨,死亡人数又一次扇了TG的耳光。不会比地震好，绝对一样的惨。天佑人民，老天，请找对人报仇。做恶的不是普通的人民。 （编者注：中国摩托车论坛的一名网名为“晕倒”的网友冲破数道关卡，到达舟曲灾区，拍摄了大量灾情照片。注：有些画面可能过于惨烈。） 作者照片。 今天，我冲破几道关卡，终于到达了舟曲抗灾第一线，那里的画面深深的震撼了我。 人类文明在大自然的惩罚下显得是那么的不堪一击，如此脆弱。我想起了文革时期的口号，高喊着人定胜天，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看着舟曲县城的灾情，我无语了。 我再次提醒我们摩旅人，旅行就是旅行，安全第一，千万不要逞什么勇士，去探险，去征服自然… 生命在自然面前时脆弱的，渺小的。我们只有和自然和平相处，不破坏自然，也就不会被自然惩罚。 今天我就当一会业余记者，把灾区的情况呈现给车友们。先提醒大家，有些画面可能令人不安，谨慎看帖。 这道关卡，我说了半天。算是让我过了。 这道关卡是去舟曲的必经之路，此地叫两河口。执勤的交警拦住了我。 这道关卡是去舟曲的必经之路，此地叫两河口。离舟曲还有17公里。 执勤的交警拦住了我，问我要去做什么？我说我是摩托迷网的记者，要去灾区做志愿者。交警说任何车辆不能进去，灾区里面的车辆很多，让我返回。 我不甘心，找他们领导。最后一个交警给我出了个主意，让我把摩托车留在两河口，人走过去。我找了一家商店，给老板说明情况。老板很爽快的答应了。 还有17公里，走过去黄花菜都凉了。我搭乘了一辆面包车。 还有17公里，走过去黄花菜都凉了。我搭乘了一辆面包车，车是载客收费的，路上和司机聊起灾情，司机和同车的人表情都很严峻，下了车，我给他车费，司机死活不要…… 官方昨天晚上报导的，死亡120多人失踪1290多人，从我在现场和灾民的了解，他们说估计有万人遇难… 官方昨天晚上报导的，死亡120多人失踪1290多人，从我在现场和灾民的了解，他们说估计有万人遇难… 这个小伙子是县城旁边一个叫圆月村的人，他说他们村300多人一个都没有跑出来，只有在外打工的10多人幸免于难。他的父母和2岁的孩子没了。 这个小伙子是县城旁边一个叫圆月村的人，他说他们村300多人一个都没有跑出来，只有在外打工的10多人幸免于难。他的父母和2岁的孩子没了。 他爱人说，上面还有很多村子都被移为平地，家没了，亲人没了。他们现在一无所有。 我想起了《唐山大地震》的一句台词：没了，才知道什么叫没了。我安慰他。 我说：小伙子，坚强些。振作起来，重建家园，我来的路上看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就在车辆。都是来帮助你们的。 小伙子，忍不住大哭起来，这一刻，我再也忍不住了，哽咽的说不出任何话来。一个姐姐说，他都没有来得及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 还有两公里，大家顶着烈日，扛着救灾物资奔赴灾区第一线。 进入县城了，白龙江水还在咆哮着。 因为前面道路被水淹没。无法再行，我随人群走小路，向县城深处走去。 舟曲的老百姓为志愿者免费提供茶水。 这是县公安局的大门和院子里的警车。 一个卖童装店铺。 看这栋楼房，一层已经被埋，泥石流的痕迹留在了三楼的位置。想像一下，半夜时分，灾难降临。我们的同胞根本来不及逃跑。 不知道该不该发后面的照片，可能会对逝者或者逝者的家属不敬，也可能令一部份摩友反感。 但我还是坚持照片发上来，让全国的摩友看到最真实的灾情，这次灾害不比地震时小。汶川地震毁灭了北川县城和映秀镇，瓦砾下还有幸存者。 舟曲的泥石流灾害，几乎没有空隙让掩埋在下的人呼吸。救出的人基本都是尸体，失踪的人基本都没有希望生还了。 更多灾情照片: 挖掘现场。 挖掘机在清理泥沙。 我不顾一切的冲进了松软的泥石流区域。泥巴很很软，深一脚浅一脚的很难行走。 因为灾区自来水厂被淹，还有很多井也被掩埋。灾区紧急缺饮用水。还缺帐篷，手电筒，蜡烛，棉被。食物。周边没受灾的群众自发的为灾区来送水，我看到一个全部都是妇女的送水队。
刘亚洲：十年之内，中国将会出现伟大的变革【我等不及了】
大约1年前 - 没有评论
关于 刘亚洲，请参见互动百科词条：http://www.hudong.com/wiki/%E5%88%98%E4%BA%9A%E6%B4%B2 最近频繁发生政治震荡的吉尔吉斯斯坦，典型地表现出了其特有的中亚社会不稳定症结：北方的吉尔吉斯人与南方的乌兹别克人的矛盾冲突、政权的合法性和代表性不足。而吉尔吉斯斯坦的问题几乎存在于每一个中亚国家。 某种程度上看，民族问题加上不民主的政治制度，中亚多少存在巴尔干化的隐忧。 中亚再往西去，便是俄罗斯视为核心利益之所在的高加索地区。高加索地区实际上已经是另外一个巴尔干火药桶，它之所以未发生爆炸性冲突震荡，是因为俄罗斯在 此尚拥有压倒性的力量，同时，也没有第二个强国敢在此与俄罗斯公开对抗。但是，如果伊朗政权在外界渗透和制裁下发生突变，则库尔德斯坦、格鲁吉亚问题可能 会一起爆发，高加索地区目前的稳定很可能会被打破，震荡不但将长期持续而且很可能会波及中亚地区。 中国的问题在边疆，边疆的问题在新疆，新疆不稳定，则中国在中亚的国家利益保障无从谈起，新疆既然不应被视为边疆，而是以腹心之地视之，则应放宽视角，广泛学习那些成功缓和了民族矛盾乃至分离主义倾向国家的经验，本着为千秋万代子孙着眼的历史高度，以大智慧解决民族矛盾。 除了金钱的力量，我们还有什么力量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持续而强劲的增长，中国对事关国家大政方略的财政投入能力空前提高，甚至让西方老牌发达国家瞠目。 但是，钱多了只意味着国家硬实力的增长，不意味着软实力有了相应提升，因为很多难题并不是只靠堆钱就可以解决。今天的中国社会，令人担忧的一个现象是，从上到下都洋溢着有钱好办事、钱能摆平一切的热情。它带来的是急功近利、用钱买路的逻辑和行为方式，完全忽视必不可少的长期细致工作，以及自我形象的提升。 用钱开路，只有油水情而绝无鱼水情，换来的往往是顺水推舟、要价一路水涨船高。 以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为例，中国商人在国内直接用钱向官员买路的行为方式，在这里被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但是，非洲的政府对社会的治理能力和控制能力远 无法与国内相比，钱只是摆平了官员却摆不平当地老百姓，当地部族游击队隔三岔五扔个炸弹或发一封恐吓信的事情经常发生。而且，金钱开道的方式不但使这些官 员的胃口越来越大，也让当地百姓对中国政府、中国企业的形象极为反感。 而西方国家进入非洲一类国家时，通常既有耐心打通官员的一面，又有提出苛刻条件约束其行为的未雨绸缪，同时不忘对当地社会进行有效渗透和攻心工作。经济的 一条腿伸进去时，文化和政治辐射的一条腿也伸了进去。单以金钱开道，雨来地皮湿，雨过一风吹。作为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打交道的经验，往 往反不如西方。 谈到中亚，我们的视线首先会落在俄罗斯和美国这样的竞争对手上，但拉开了距离看，恐怕最有力量的竞争对手，是土耳其而非美国和俄罗斯。 俄罗斯有军事力量没有经济力量，更缺乏道德和文化的号召力；美国什么都不缺，但中亚只是它推行“自由民主圣战”和大国角逐战略的疆场，它无意也无心经营中亚；而土耳其则不然，虽然它既无足够军事力量也无足够经济力量，但它却在突厥民族中拥有无与伦比的价值观和文化的感召力。 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土耳其是伊斯兰世界和突厥世界中，世俗化和民主化的最好榜样；在文化上，土耳其自称是一切突厥民族的祖国，它虽不算富有，却在中亚地 区大量进行文化投入，援建大学、图书馆和其他文化教育事业，输出土耳其的拼音文字系统，传播土耳其的世俗文化，对所有突厥语民族的留学生留有大量政府补贴 的名额。 不到20年时间，从亚德里亚海到中国的玉门关的“突厥走廊”里，到处都流行着土耳其音乐、土耳其影视，青年学生出国留学，要么选择西方发达国家，要么选择土耳其。 没错，中亚五国市场上到处可以见到中国的小商品，汉族商人卖中高端产品，维吾尔商人卖中低端商品，但换来的却是中国把中亚变成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产地的疑惧。虽然土耳其在中亚与中国的竞争中，经济上、尤其是资源争夺中落了下风，但却在人心的争夺中，占据了上风。 单靠金钱的力量，不但无法长期保有中国在境外的国家利益，甚至亦不能保有境内的平安稳定。 迷信金钱力量的民族，是落后和愚昧的民族。无论是用于内政的安抚还是世界的拓展。拥有经济和文化及意识形态双重优势的民族，才是真正强盛的民族，才是值得拜服的、有感召力的民族。 民族竞争是全方位的竞争，是综合素质的竞争。决定民族命运的绝不仅仅是军事和经济力量，而主要取决于文明形式本身。民族的生存决定我们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人类社会，以十年为度，可见政治兴衰；以百年为度，可见社会兴衰；以千年为度，可以看到文明的兴衰。 十年之内，一场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中国将会出现伟大的变局。政治体制改革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我们不可能有退路。 中国的改革走到今天，容易改的早已改尽，剩下的都是最困难的部分，每一步都要闯地雷阵。苏联的改革则是由难到易。他们已经走过了最难的一关。而中国最难的 一关尚未过呢。苏联的教训任何时候都是中国的镜子。苏联的失败主要在于内因。它并没有被世界大战打垮，却在制度竞争中被打垮了。一个制度如果不能让公民自 由地呼吸并最大程度地释放公民的创造力，不能把最能代表这个制度和最能代表人民的人放在领导岗位上，它就必然灭亡。 当年苏联所有的问题都是体制上的问题。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下层不能照旧统治下去。苏联也曾强调稳定，把稳定看成了目的，把维持现状看作实现稳定的手段，稳定压倒一切，金钱摆平一切，结果却激化了矛盾，一切反过来都可以压倒稳定。 一个有着远大理想和抱负的民族，绝对不应迷信一时的金钱力量。 它可以信赖的，首先是观念的力量。中国传统政治奠基于商鞅，粗成于秦始皇，大成于汉武帝。独尊儒术就是独尊皇权。正因为这种背景，使得百多年来中国多次借 鉴西方的政治改革都半途而废。改革在其他领域都能大显神通，一旦延伸到政治领域，马上就寸步难行，最后总会爆发突然事件，使改革者措手不及，全军溃败。邓 小平是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也曾下定决心，但随着形势的发展，政治改革与传统政治权力结构的不相容性日益凸现出来，导致了波及全国的动乱。 它可以信赖的，是制度的力量。美国成功的秘密不在于华尔街，也不在于硅谷，真正的秘密在于长盛不衰的法治和法治背后的制度。美国制度被诩为是“一种由天才 们设计，使蠢才们可以运作的体系”。一种坏的制度能够使好人做坏事；一种好的制度也能够使坏人做好事。民主恐怕是极要紧的。没有民主，就没有持久的崛起。 民主思想的传播不受国界限制，当然也不受历史限制。中国的精英们要有为后代寻找一条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切实可行的制度的勇气。不一定要成为先烈，但一定要成 为先驱。 它可以信赖的，是真理的力量。真理即知识，知识即力量。中国不缺乏真理，中国缺乏容忍真理存在的土壤。在西方，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思想的风暴引发了革命的 风暴。在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的风暴毁灭了思想的火种。我们缺少现代极为珍贵的反思意识。思想投降了，真理无处容身。今天我们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 但主导世界的不是意见，而是思想。意见不是力量，思想才是力量。没有思想，谈什么“解放思想”？文化大革命最显着的特点是：不许讨论。举凡攸关民族命运的 问题，都不允许公开讨论。允许公开讨论的都是小问题。其实小问题无需讨论就可以处理，大事才需要公开讨论。邓小平当年发动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是那样激 荡着中国人的心。这场讨论还在民众心中种下了独立思考的种子。国力最重要的一部分是人民的思考力和论述力。
Wikileaks泄露有关中国政府的秘密文件【爆】
大约1年前 - 2个评论
这个是最近比较火的了，嗯，确实很多爆料，而且很爆，几乎篇篇都和CCAV的相反，所谓一篇文章，一个耳光啊！扇的响亮！ 大部分是英文pdf，不过我觉得很快就会有中文翻译的。如果下载不了，请用迅雷等软件进行下载即可。 新华社总裁快递(石油版),2009年6月18日 (Xinhua Presidential Express, 18 Jun 2009) 下载地址：http://file.wikileaks.org/file/xinhua-presidential-express-20090618.pdf 中国绿坝监控系统的漏洞，2009年6月22日 (Chinese Green Dam censorship system exploit, 22 Jun 2009) 下载地址：http://file.wikileaks.org/file/2009-green-dam.zip 绿坝监控系统中国政府内部简报，2008年1月 (Green Dam censorship system internal brief to Chinese government, doc, Jan 2008) 下载地址：http://file.wikileaks.org/file/china-green-dam-censorship-negotiation-2009.doc 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审查关键字清单，2009年5月13日 (Chinese government state TV censorship keywords list, 13 May 2009) 下载地址：http://file.wikileaks.org/file/cctv-keys-2009.txt 中国媒体监控和审查记录,包括奥运会期间,2008年8月-4月(Chinese media control and censorship log covering Olympics,
广州话的最后一课【80后的你，还记得那篇课文吗？】
大约1年前 - 没有评论
文：梦多 那天早晨上学，我去得很晚，心里很怕陈Sir骂我，况且他说过要考我们广州话歇后语，可是我却一个都不懂。 我一路往学校跑去，当经过银记肠粉店的时候，看见许多人站在店旁的布告牌前边——最近两年来，关于我们广州的一切坏消息都是从那里传出来的：什么肉价上涨啦，亚运前要把人行路的地砖换成花岗岩啦，恩宁路要拆掉重建啦等等。 我的脚步慢了下来，心里思量：又出了什么事啦？只听见有人说： “唉，都怪当初我们‘被普通话’的时候没有出声，如今他们果然得寸进尺了……” “是呀。我还听说，广州电视台的《新闻日日睇》因为栏目名称含有广州话，要改名为《新闻每天看》啦。” 我虽然很想听下去，但差不多迟到了，只好继续往学校跑去。 跑到教室门口时，我生怕陈Sir会批评我，可陈Sir见了我，很温和地说：“快坐好，梦多，我们就要开始上课，不等你了。” 我回到座位坐下，心中还在诧异，陈Sir已经坐上椅子，像刚才对我说话那样，又柔和又严肃地对我们说：“各位同学，我曾经讲过，要将每星期的广州方言文化课当作最后一课来讲，没想到，这一天真的来了——上头已经下了通知，以后课堂上不能再教这类地方意识太强的课程了。教授其他课程的新老师下周会到。今天是你们最后一堂广州方言文化课，我希望你们多多用心学习。” 我听了这几句话，心里万分难过。啊，那些碎粤神偷，他们贴在布告牌上的，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 我的最后一堂广州话课！ 我正想着这些的时候，忽然听见陈Sir叫我的名字，要考我的广州话歇后语。他问： “第一题：广州政协‘把广州电视台改为以普通话为基本播音用语’的提案，是‘投石落屎坑’，这句广州话歇后语是什么意思？”（注：答案为“激起公愤（粪）”） “第二题：当得知以后都不能再上广州方言文化课时，老师的心情真是‘咸蛋滚汤’啊，是指什么意思？” （注：答案为“心都实晒”，形容心情很是失落、沮丧） “第三题：唉，广州话真是‘韭菜命’，是什么意思？”（注：答案为“一长就割”） 我一个都不懂，只好站在那里摇摇晃晃，心里挺难受，头也不敢抬起来。我听见陈Sir对我说： “我也不责怪你，梦多，你自己一定够难受的了。大家天天都这么想：算了吧，反正考试又不用考广州话，学不学有什么所谓呢？现在看看我们的结果吧。唉，现在那些碎粤神偷们就有理由对我们说了：‘怎么？你们还自己说是广州人呢，你们连自己的方言都不会听，都不会说！’我知道，现在很多小孩子甚至连黄俊英、卢海潮的粤语相声都听不懂！……不过，可怜的梦多，也并不是你一个人的过错，我们大家都有许多地方应该反省自己呢。” “你们的爹妈对你们学习广州方言文化的意义认识不够，简单地以为‘广州方言文化课’就等于学讲广州话，总觉得广州话在家里讲就行了，没必要专门学，有时间还不如花在普通话考级上呢！他们更没有意识到广州话是一门生活化的语言，她要焕发活力和传承，在于日常讲而不在于课堂上学！我还听说，你们的一些老师，连听到学生在校园里讲广州话都会不高兴！” “希特勒说过：‘要消灭一个民族，首先瓦解它的文化；要瓦解它的文化，首先消灭承载它的语言；要消灭这种语言，首先先从他们的学校里下手。’ 我并不抗拒普通话，相反我十分乐意用普通话与外省朋友交流，这也是时代的要求，但我们一定要警惕一元化的极权思维，以及借推广普通话之机而行之的‘去广州化’！” “那些碎粤神偷们现在看到民意浩荡，赶紧出来‘辟谣’，说从来没有想过要‘推普废粤’，但明眼的人都可以看出，他们此前的行径是在试探民意的底线！如果不是数千人到江南西‘保卫广州话’，如果不是千千万万的网友在网上为广州话奋起疾呼，政协的提案就肯定会百分百通过。如果我们连听母语和说母语的权利都放弃了，迟早，他们要把我们几代广州人用来哄小孩子睡觉的儿歌《月光光照地堂》也改成普通话版的！同学们，爱自己的母语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就像爱我们的妈妈一样，你不能说别人的妈妈很好，就要求我叫别人的母亲做‘妈’。” “就在前不久，我听说连明朝名将袁崇焕激励士气所用的热血名句‘掉哪妈，顶硬上’，都要从雕像中被铲掉了，不过我一点都不惊奇，反正因为不符合统治者的意志，而篡改、歪曲历史，对他们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其实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历史就是历史，英雄就是英雄，抹杀不了。不可能说，他说了‘掉哪妈’就不是英雄；也不能因为他是英雄，就否认他说过‘掉哪妈’。” “其实我很清楚，他们担心的，不是这句话‘教坏细路’，而是‘掉哪妈，顶硬上’所体现出的血性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有些人怕了。” “话说回来，广州话到了今时今日需要‘保护’的境地，广州人自己难道不需要反省吗？本地媒体常常标榜：广州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城市，但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身边有多少人，把外省同胞称呼为‘捞头’、‘北佬’？有多少人嚷嚷着‘煲冬瓜收皮’！这些行为，我看到的不是开放和包容，反而是封闭和无知的自大！难道非得排斥和敌视其他语言，才能表达我们对广州话的爱？” 就这样，陈Sir从一件事谈到另一件事，但都是围绕着广州话与我们的联系。他说，世界上每一种语言都有她自己的美，每一种语言都是平等的，不能因为一种语言使用的人多，或者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处于统治地位，就不允许其他相对弱势的语言存在。 “只有当我们能够静下心来，聆听和欣赏其他语言的美，同时也能很好地展现我们广州话的美，这才是真正的自信；只有当我们在说广州话的场合，发觉有外省朋友（哪怕只是少数）在，我们能自觉地转用普通话，这才是真正的同理心。” “同学们，我们的广州话里面，其实是蕴含着很多温馨美好的回忆的，譬如广州人称呼邻居时用的词‘街坊’——在老广州人的旧时记忆中，街坊关系最是一道体验温馨人情的风景线：谁家煲了靓汤、煮了靓餸，总爱端送左邻右里分尝，是谓‘同煲同捞’、‘分甘同味’。各位同学，守护广州话，就是守护住这份人情味；哪怕有一日……广州话沦陷了，这份‘同煲同捞’、‘分甘同味’的情都不能丢。” 说到这里，陈Sir就翻开备课簿讲广州话口头禅的典故以及背后的文化韵味。真奇怪，今天听讲，我全都听懂了。他讲的似乎挺容易，而且有意思极了。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这样认真听讲过，他也从来没有这样耐心讲解过。这可怜的人好像恨不得把自己知道的东西在他离开之前全教给我们，一下子塞进我们的脑子里去。 接着，陈Sir用录音机给我们放已故讲古大师张悦楷先生的广州话评书《三国演义》，以及粤剧名伶任剑辉和白雪仙的名作《帝女花》，我们听得如痴如醉——原来广州话不是“没文化”的象征，原来广州话可以演绎得这么优雅和有韵味。 教室顶上，鸽子咕咕咕咕地低声叫着，我心里想：“那些碎粤神偷们该不会强迫这些鸽子也用普通话唱歌吧！” 忽然，下课铃响了。窗外传来碎粤神偷的号声——他们已经煲完冬瓜，准备送到每个班去了。陈Sir站起来，脸色惨白，我觉得他从来没有这么高大。 “同学们，”他说，“我……我……” 但是他哽住了，他说不下去了。 他转身朝着黑板，拿起一支粉笔，使出全身的力量，写下七个大字：“党的政策亚克西！” 然后他呆在那儿，头靠着墙壁，话也不说，只向我们做了一个手势：“放学了——你们走吧！” 原始来源：http://home.ngocn.info/space-11807-do-blog-id-14837.html 注：本文纯属乱构，作者明白其意思，但是就是不告诉你，故作者/转载者不对所发内容负法律责任，但是作者/转载者是个负责任的人，谢绝夸宇宙追捕。思想有多远，追捕者你就给我滚多远。
大山深处惊现抗战时期美帝发电机！
大约1年前 - 没有评论
从一位朋友那里得到消息，前不久，几个德国人来到中国，沿着滇缅公路一带寻找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帮助国民政府在抗战后方修建的一座地下水电站，是为当时的地下兵工厂提供电力，为的是想把这两台发电机高价买走。他们知道在三十年代，美国利用驼峰航线向位于滇缅公路的大山深处运送并安装了两台当时最先进的发电机组。这次几个德国人专程来到中国寻找，一旦找到要不惜重金买走！—我不得不说，看完这篇文章，对于质量，确实有了更深的了解。原来我去青岛玩，参观青岛啤酒厂，导游说，里面有几台泵，当年德国人来建啤酒厂的时候安装的，已经正常工作了近100年，直到前几年工厂技术改造，才换了新的电机，但是依然一切正常，现在还可以打开继续工作。这就是德国的泵啊，不知道我泱泱天朝大国，制造的东西有没有这样的好！？ 滇缅公路长达2000多公里，都处于大山深处，当地人烟稀少，为了防止小鬼子的飞机轰炸，这两台发动机安装在地下，地点极为隐秘，寻找的难度极大，最后未能找到。 有句话：“踏破铁蹄无匿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哦”。后来这两台发电机被我找到了！为了寻找美帝国主义的发电机，我的康康四处奔走。只要听说有发电机的地方就有康康的轮胎印子。康康去不了的地方就弃车徒步。 原来这座水电站建在位于一个大天坑的地下溶洞里，飞机从上面飞过都看不到的。外面没有水坝，只有一条小河，也不知道水来自哪里？流量很大，到了断崖下就断流了，水就不知去向。没想到的是70多年过去了，这两台发电机还在发电，山里的村民只知道他们这里有电站，根本不知道什么美帝国主义的发电机。 为了寻找美帝国主义的发电机 … 全是棺材！！！我看过里面还有人的 走滇缅公路，技术就是这样练出来的。 有水、有河的地方都是线索—-来到“恐龙湖”，找到发电机了，但不是美帝国主义的。 本想河流是线索，那就沿着河流走，但是后来证明是错的。 停车休息，向当地人打听 … … 。 瞧，康康受苦了。 一个月后的一天，当地人给了我点线索 … … 我找到这个天坑，天坑下面有一条小河 一条小河，也不知道水来自哪里？流量很大，到了断崖下就断流了，水就不知去向。 断崖高度有几百米，仔细瞧，在半中腰有栈道。 山的另一侧有个山洞，美帝国主义的发电机就在下面 走进洞里，看见这块石碑，石碑上记载着这座地下电站的背景，碑上写着：… 当时小日本鬼子切断了滇缅公路运输线，这两台发电机是通过重型运输机，通过驼峰航线运过来的。这可是文物啊。 洞有两层，天然的，下面这层装有水轮机，只能看到水轮机的上半部分，下半部分是涡轮，水就从下面流过。这根轴直接驱动上面的发电机，连轴承都没有换过。 阀门减速器 这是上面一层，上面写着供油压水轮机用的旋转泵 找到了，这就是美帝国主义的发电机！两台机组正常发电。 励磁发电机和主发电机是做在一起的！上面小的是励磁机，下面大的是主发电机。 励磁机铭牌 美国通用电器，交流三相发电机和水轮机 这是什么材料做的？在阴暗潮湿的环境中连续工作了七、八十年，外壳没有一点锈迹，闪闪发亮的。发电机绕组也是崭新的 这是配电柜 通用电气公司–开关柜 这是过延时流继电器，还能正常工作哦 过流延时继电器 看看配电柜电表就知道还在发电
中国民主党与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抗议政治
原始来源：https://docs.google.com/View?id=ddxmkbw_137c3tqwmc4
摘要
中国民主党的出现预示着中国出现了一种新层次和新类型的政治行动吗？本文通过与民主党党员进行的访谈、获得到的第一手文件和第二手信息来源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
本文发现尽管这次的政治行动与1980年代的抗议行动存在着大量的连续性–包 括了强调合法的、非暴力的抗议方式以及具有一种朝向反对运动内部派系主义发展的趋势，但是中国民主党还是展示了一些新颖的特征。
年龄，学历，职业状况以及 中国民主党高层领导人先前的抗议经历表明了参加反对运动之前截然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的互动有所增加了，减少了对中共官方意识形态思想层面的依赖。
此外，中 国民主党所采取的通讯方式证实了新推出的技术，如互联网和电子邮件所带来的影响。
这个新政党最终将会获得成功吗？有人把台湾的民主进步党指为中国民主党的 一个榜样，然而中国民主党（CDP）与台湾民主进步党（DPP） 之间存在的重要差异还是超过了彼此之间所拥有的相似性。
不过，虽然中国的统治精英已经成功地扼杀了中国民主党的行动并缺乏实行更大政治改革的意愿，但是从 长远来看，由中国民主党所展现出来的政治异议的新特征可能预示了对于一党统治将形成更有力的挑战。
正文
1998年的夏天，中国知识分子、学生以及工人努力想要在共产中国建政以来创建第一个真正的反对派政党–中国民主党（CDP）。
到1998年冬天的时候，民主党地方筹备委员会已经在24个省、市出现，并且一个全国性的筹委会亦已形成。
然而，在这段相对宽容的时期过后，中国的统治政权逮捕并监禁了几乎所有主要的中国民主党领导人。
目前，中国民主党的成员仍然活跃在海外，并在大陆维持着地下存在状态。
中国民主党的出现预示着中国出现了一种新层次和新类型的政治行动吗？本文通过与民主党党员进行的访谈、获得到的第一手文件和第二手信息来源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
1 本文发现尽管这次的政治行动与1980年代的抗议行动存在着大量的连续性–包括了强调合法的、非暴力的抗议方式以及具有一种朝向反对运动内部派系主义发展的趋势，之所以出现这些连续性，似乎都源自国家在政治镇压方面持续具备的能力以及活动人士本身对于当局这种镇压能力所做出的预测。
然而这次的政治行动与1980年代的抗议行动之间的断裂性表明了中国持续进行的市场转型以及融入全球经济已经以许多显着方式改变了思想层面异议活动的形式和手段。
我们观察中国民主党的成员结构时，发现由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越来越移入向那些没有高等教育背景的人开放的职业，知识分子与普通公民隔绝开来的情况似乎已经打破了。
此外，中国民主党在中国共产党党内缺乏明显的政治庇护则表明了知识分子独立于国家，拥有了越来越高的自主性。
最后，中国民主党的通讯手段则指出诸如互联网、电邮、以及国际寻呼系统这类的全球新技术在可用性方面的暴增已经孕育出共产党精英们也许无法控制的强大新网络。
这 个新政党最终会获得成功吗？许多中国民主党的领导人都把台湾的民主进步党指为他们自身发展的榜样。
然而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重要的差异。
尽管如此，这并不意 味着中国民主党是注定要失败的。
毫无疑问，就短期来看，虽然中国的统治精英已经成功地扼杀了中国民主党的行动并缺乏实行更大步伐政治改革的意愿，但是从长 远来看，技术的强大威力，使先前分隔开来的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互动增加并使知识分子减轻了对于国家的依赖，这也许对一党统治造成了新的以及更为有力的挑战。
中国民主党的发展
随着在1989年春天对政治抗议以及抗议期间形成的自治性组织的严厉打击，由于几乎所有着名异议人士要么被囚禁，要么被流放到国外，要么被监视或直接躲藏起来了，不同政治见解的表达在中国处于了被噤声状态。
直到1992年，政治气氛才开始变得和缓下来。
第一个重新松动的明显标志是邓小平在1992年1月到2月间展开的着名的“南巡”。
在对广东省和上海市的视察中，邓小平呼吁进行快速的经济自由化并对国际开放，称赞深圳经济特区的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发展。
此后不久，美国代表前往中国，讨论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的问题，并且国际奥委会官员也前往中国调查他们是否应该在北京举行2000年夏季奥运会。
为了促进中国在这两项事务方面的进展，该政权授准1989年的学生活动家王丹和郭海峰获得提前假释。
当9月奥林匹克委员会的最终投票临近的时候，资深的活动家王希哲，魏京生，徐文立以及王军涛（所有这些人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以来就被陆续关押进了监狱）也被释放了。
有人充满希望认为这预示着官方在政治高压方面的松动，并渴望重操旧业，继续他们过去被迫终止的那些政治工作。
这些活动家彼此之间以及与其它民主化的支持者很快就联系上了。
2 然而，他们的活动仍然处于地下状态，因为他们被剥夺了三年的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利。
1995-1996年间，中国共产党的精英已对这些行为有了足够的警觉，并开始对一些异议人士进行打压。
王丹和魏京生再次遭到拘捕，并被关入监狱。
王希哲则在听到即将被捕的消息后逃往美国。
3 然而1997年开始，部分与邓小平在1月份去世以及中国渴望平等参与国际社会有关，中国进入了新一轮的政治解冻期。
令人关注的是，美国总统克林顿计划于1998年6月访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玛丽·罗宾逊夫人也计划于1998年12月访华。
政治开放的第一个迹象出现于1997年3月，当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刑法》进行了修改，而“反革命”等政治罪名被“国家安全”之类政治色彩不强的罪名取代。
随后，9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强调了法律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性，并且第一次提及了人权。
10月，中国领导人签署了联合国《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并宣布经过几年的适应期后还将签署《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11月，魏京生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被释放并流亡到了美国。
1998年3月，中国外长钱其琛正式宣布该国已决定签署《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在这样稍显宽松的环境中，异议人士开始重建联系和组织。
起初出现的是分散且小规模的活动。
徐文立是最早开展公开活动的人之一，他是一位资深的民运人士，曾因参与1978-1980年的民主墙运动被判入狱11年。
在钱其琛宣布中国将签署《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后，徐文立递交了组建“中国人权观察”这一新组织的申请。
4 差不多同一时间，来自安徽的异议人士毛国梁与王东海也申请注册名为《中国人权新闻》的通讯。
5 在湖北，前民主墙活动家、政治犯秦永敏申请出版《公民论坛》。
6 在河南，Xin Yangan等人利用中美对话的时机出版了《腐败观察》。
7 名为“劳工观察”、“农民观察”、“宗教观察”、“法律援助热线”等组织也纷纷成立。
8 这些组织以及其他异议人士在写给中国中央政府、美国总统克林顿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玛丽·罗宾逊夫人的公开信中呼吁他们关注中国人权状况。
9
与此同时，1998年年初，一批资深民运人士流亡海外，反过来，海外的民运分子也借机渗入中国。
王炳章便是后一种情况的代表。
王炳章之前在加拿大学医，他创办了异议性质的刊物《中国之春》，并组织了“中国民主团结联盟”。
王炳章于1998年1月抵达中国，目的是帮助中国国内的异议人士组建反对党。
两周后，他遭到逮捕并被驱逐出境。
与他有联系的许多人都遭到了拘捕或关押，其中两人还被判刑。
王炳章和其他海外人士总共联系了八个省市的异议人士。
10 不久之后，中国民主正义党在纽约宣告成立。
在宣言中，该党呼吁通过公正的选举法律体系建立一个民治政府。
同时，该党毫不隐讳自己希望通过“革命”来“推翻”当前“一小撮人”对政治权力的非法占有。
11 1998年5月，该党开办了一个功能型网站。
12 中国民主正义党在中国境内没有身份公开的成员，而且也未尝试过在中国登记为合法社团。
另一方面，时间退回到1990年代早期，被判入狱的1989年学生领袖王有才独自萌发了组建反对党的想法。
1997年，王有才感觉政治气候有所宽松，他在浙江杭州与一些异议人士谈及了组建“中国自由正义党”的打算。
1998年 初王炳章回到中国时，与这些人有过交流。
他们同意建立一个政党的想法 ，但对王炳章想要径直宣布党的存在这一计划感到忧虑，也对王炳章把可能的革命行动纳入党章感到不安。
当王炳章遭到驱逐，与之有过联系的人遭到惩罚的时候， 王有才和他在杭州的同事准备建立一个新的政党，且用比中国民主正义党更谨慎的手段追求更具现代性的目标。
13
这一组织决定在克林顿访华前夕发表第一份公开声明，以利用这一时机回避官方的压制。
14 6月25日，他们发表了《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成立公开宣言》和党章草案。
宣言由王有才、大学生林辉和参与过六四的活动人士王东海（王炳章回到中国时曾与他取得过联系）签署。
15 该宣言被发布到了互联网上，文中指出，中国民主党的目标是“建立宪政民主政治体制……建立政治分权机制。
……中国民主党坚信：政府必须建立在公众的自觉同意之上，建立在自由的、公正的、直接的民主选举之上……”为了防范任何形式的潜在压制，该组织强调了自己将通过和平手段实现目标，“中国民主党认定：任何以暴力和暴力威慑获得的统治权力均不具有合法性……中国民主党倡导有序的社会变革，反对混乱和打砸抢，反对运用暴力……中国民主党以非暴力的、和平的、理性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提倡以文明对话方式解决任何争端和分岐，反对恐怖活动”。
16
在这一宣言发表之前，很少有其他异议人士知道王有才近期之内在杭州的活动。
现在，熟悉互联网的人可以在网上读到它。
此外，筹备委员会的宣言和活动是通过前六四活动家卢四清这一香港关键的联络点向外公布的。
在进行了十余年的政治行动和受到官方长期骚扰之后，卢四清于1993年离开中国大陆，获得了香港的居住权。
作为计算机工程师，在1993至1995年间，卢四清通过电子邮件和个人网页系统搜集了大陆异议人士的信息。
1996年，他开始将掌握的信息向国际新闻机构公布。
这样，当浙江筹备委员会发表宣言后，卢四清很快将它发给了大陆其他异议人士和国际新闻机构。
17 这一消息很快出现在了新闻机构的网页上，并通过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传回中国。
王 有才和他的朋友们非常渴望把党的组织网络铺向全国，但也十分清楚此种做法的潜在危险。
由于王有才和浙江筹备委员会的很多成员的政治记录中有“污点”，他们 都面对着程度不同的官方监视。
此外，中国的酒店还要求客人出示官方的身份证，并为地方官员的日常检查保留客人入住记录。
浙江筹备委员会的成员尝试着通过几个方式来突破这些限制。
第一，他们在宣言中为自己能获得更广泛的支持、形成更具规模的组织进行公开呼吁。
宣言指出：“中国民主党号召全国各地民主运动人士，加入中国民主党，筹备和成立中国民主党的各省市地方委员会，并选派代表，参加全国代表大会，组建全国委员会。
”18 第二，浙江筹备委员会成员、政治记录相对清白的浙江大学硕士生吴义龙用16天环游中国，以鼓励各地建立更多的筹备委员会。
19 为了防止遭到拘捕，吴义龙没有用电话联系任何潜在成员，也没有留宿旅馆。
20 第三，到了1998年，由于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的广播，越来越多的异议人士知道了卢四清在香港的传呼号和电子信箱。
21 卢四清也有了他们的联系方式。
这样，通过卢四清，中国民主党的潜在成员可以相互发送信息。
22 最后，中国民主正义党在第一时间宣布支持新政党，并在自己的主页上为中国民主党建立了链接，还指示自己在国内的成员支持中国民主党。
很多在1998年年初联系过王炳章的异议人士纷纷成为了中国民主党各地方支部的创建人。
23 在上述多种联系方式发挥作用的同时，筹备委员会开始在24个省市建立起来。
王有才和杭州其他的成员意识到了该组织危险的处境，他们自觉地强调其筹备委员会的本质，并通过合法途径努力工作。
中国1982年 宪法、《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都肯定他们建党的权利。
但是，中国没有关于新政治党派如何获得合法地位的规定。
面对这样左右为难的处境，中国 民主党的领导人决定向地方民政部门申请登记，以试探地方官员的反应。
在发布宣言的同一天，浙江筹备委员会就进行了这样的尝试，他们来到浙江省民政厅争取合 法地位。
24 当局接受了申请，但没有做出反应。
四天后，王有才遭到八小时关押，并被警告要求停止政治活动。
第二天，王有才又一次来到民政厅解释他的初衷，但被告知他的诉求超出了管理范围，因此可能无法被接受。
25
克 林顿总统离开中国后不久，王有才在7月10日邀请中国民主党的活动家们到杭州参加“茶会”，讨论今后的策略。
但在他们集会时，当局作出了首次镇压举动，驱 散了集会并拘捕了王有才及其他十四名参加集会的人。
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很快就被释放，但王有才却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政治罪名被起诉。
中国国内及海外的 异议者们联名向政府请愿并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措施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促使其释放王有才。
考虑到很少会有已被提起诉讼的嫌疑人被释放，王有才于8月30日被允 许返家就十分令人惊奇。
尽管他始终处于官方的严密监视之下。
26
其他地方的筹备支部将其视为一个正面的信号，纷纷试水。
有趣的是，其中至少有一个受到了流亡海外的老牌异议分子的鼓动。
在8月份，长期从事民运的活动家如王 炳章、王希哲、徐水良、傅申奇、杨建利和庄彦等人在美国波士顿聚会，讨论建立新党的问题。
尽管他们没有在具体策略方面达成一致，但庄彦提议由他来联络一些 山东省的异议分子并鼓励他们成立筹备党支部，因为他作为山东籍的异议者，曾因参加民主墙运动与1989年的抗议示威而入狱多年。
随后，庄彦与谢万军取得了联系，后者在1989年曾是山东学生的领袖，尽管没有被捕入狱，但在他从北京农业工程大学毕业后，就一直遭到骚扰并难以找到工作。
谢万军联络了一些山东的朋友，开始组建中国民主党在山东的筹备支部。
27 9月10日，谢万军与刘连军（时为一名三十岁出头的作家）向山东省民政厅社团登记处提交了注册中国民主党山东省筹备委员会的申请书。
作为一项额外的预防措施，他们在陈述中强调了“维护江泽民主席的国家元首地位，并且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的时期内，承认中共的执政党地位。
”28 申请者们得到三名官员的接待，这些官员宣读了一份看起来是早已准备好的声明，提出了四项注册条件：必须要有五万元人民币（约六千美元）的的注册本金；必须在申请书上列明“中国民主党”的办公场所；必须列明“中国民主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的个人简历；必须在申请书上列明“中国民主党”五十名成员名单。
谢刘二人担心提交名单是当局为了更有效镇压中国民主党而采取的策略，但他们也受到官员们没有直接拒绝他们的鼓舞。
29 在这一气氛下，在湖北省出现了第三个地方筹备委员会的注册尝试。
其成员受到了相同的接待。
30
此后不久，民政部发表官方声明称省级民政厅没有权力批准政党的注册。
31 这清楚地表明省一级的努力是不会有成效的，于是各地的中国民主党活动家们开始尝试向民政部注册。
然而这些努力使得官方的耐心达到了极限。
首先，来自吉林、黑龙江、辽宁三省的活动家们在9月13日向民政部寄去了注册成立“中国民主党东北筹备委员会”的申请。
32 几周后，吉林省警方指责这个团体为“非法组织”，并逮捕了其支部成员及劳工活动家唐元隽。
33 接下来的9月16日，在民主党北京支部计划向民政部进行第二次注册申请尝试时，与之有联系的四名老牌异议人士遭到了讯问、威胁，甚至家中还被搜查。
警方明确警告其中一人说：“中国还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成立政党的活动是不被允许的。
”34 上海支部的成员则发现他们的注册申请被退回，并在警方走访其中一人住家时受到更加严厉的警告。
这名成员被告知：“你不能再进行下去，否则我们就会逮捕你。
这是上级的直接指示。
这是政治活动、政治思想。
”35 在9月23日，五个遭到粗暴拒绝的地方筹委会发表联合声明，控诉他们受到的待遇。
第二天，山东筹委会的创立人刘连军被捕。
10月份，四川、贵州及河南三省的地方组织也尝试了进行注册。
36 但四川组织的申请被直接拒绝，而其他两地的申请则石沉大海。
37
同时，在10月5日，中国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公开宣扬其对保护人权所做的承诺。
事实上在同一时间，对成立社会团体的新规定也正式成为法律。
38 新的规定与9月份出示给民主党山东筹委会的内容基本是一样的，但其后附加了一项条款，禁止前政治犯领导非盈利性组织。
11月初，在没有事先与其他地方支部成员协商的情况下，北京的一些中国民主党成员就提高了赌注。
首先，徐文立联合了四名曾参与过民主墙运动的活动家，宣布成立“中国民主党第一次全国大会筹备工作组”，这是第一次提出一个全国性政党的相关机构的存在。
39 其次，以上四位活动家中的三人又在天津参与了第四次“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支部”的成立活动。
重要的是，这个新团体有意识地去掉了其名称中的“筹备”二字，这就是在暗示这个党已经在活动了。
40
对中国民主党的严厉打击
这些举动在这个尚处襁褓中的党内造成了混乱，并引起了中央当局的激烈反应。
12月初，当局对中国民主党的高层成员进行了无情地镇压，数十人被判处长期监禁。
41 同 时，脆弱的民主党由于缺少了其创立成员及其自身定位的不明确，进入了一个新的、不确定的发展阶段。
在大部分地区，二级领导机构开始肩负起控制与继续活动的 责任。
一些地方组织服从京津地区组织的领导并公开将他们的地位变为“支部”，而其他地方组织则认为这种举动太自以为是，而选择保持“筹备委员会”的状态。
42 许 多地方组织都发表了各自声明并抗议对中国民主党领导人的审判和监禁。
但共产党的领导层并不认为这很有趣。
计划在武汉召开会议的“全国大会筹备工作组”由于 官方对计划参与者的威胁而搁浅，在杭州进行的集会也都被驱散。
唯一一次成功召开的民主党会议还是在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2月28日访问北京期间。
1999 年7月及10月，又发生了两波对民主党二级领导人的审判并将其中大部分人判为长期监禁。
到当年年底，中国国内的民主党成员们事实上已经停止了公开活动。
只 有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的何德普继续公开表明他的民主党成员身份。
2000年3月，他被北京社科院开除并被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
43 尽管如此，他仍然继续不时发表声明，并称自己是国内民主党成员们的发言人。
民主党的其他知名成员则减少了他们的公开活动，并同样受到严密的监视。
44
与此同时，一些重要的民主党创始人则设法逃到了国外，并最终来到美国。
山东筹备委员会的创始人谢万军就于1999年6月摆脱监视后逃到了俄罗斯。
他随后受到海外民运人士庄彦的邀请，在中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研究院的资助下抵达美国。
庄彦与该研究院也邀请民主党活动家祝正明和王文江来美国，但他们在逃离前被捕。
45 谢 万军在到达美国后不久，就与中国民主正义党在纽约的代表取得了联系，并在这种高压氛围中努力维持并扩大民主党。
谢万军决定与一个在中国国内已经存在的支持 团队进行合作，他们曾“在幕后”帮助过民主党的成员，但并没有公开宣称与民主党的联系。
这些包含在其中的个人被谢万军成为民主党的“第二战线”。
由于他们 并没有被监视，谢万军声称这些秘密党员能够与海外的党员如香港的卢四清或在纽约的谢万军本人保持联系而不会受到官方的注意。
46
在 谢万军抵达美国后，他开始与中国民主正义党总部合作在中国国内发展新成员。
首先，他们鼓励国内的地下成员们联系与其志同道合的亲友。
其次，谢万军为民主党 设立了一个单独的网页，这样就不需要在链接到民主正义党的网站。
在这个网站开通后不久，谢万军就收到了愿意加入民主党的人发来的电子邮件。
随后，谢万军设 立了一个注册页面，使新成员可以使用化名注册。
一旦注册成功，他们就会得到指示并收到民主党全面消息。
47
当然，甚至是共产党的密探也能够连接民主党的网站并注册。
谢万军与其他民主党领导人确实怀疑有许多试图进行渗透的情况。
他们指出有一些加入民主党人被发现有官方联系，或者有破坏民主党的举动。
48 此 外，在2000年1月，位于纽约的组织办公室被人侵入。
犯罪者没有盗走有价值的设备，而是偷走了看起来包含有信息的材料和一个病毒扫描设备。
随后，组织将 总部搬到了一个化妆品批发商的后台办公室中，并特别小心限制那些机密信息流入到那些已经知道背景的人手中。
通过互联网注册的成员不会被给予其他成员的真实 姓名；每个成员都是“独自的”。
甚至对那些在大陆通过亲友关系被介绍加入的人，新成员只知道其介绍人的真实身份。
每个介绍人被指示只能带两名新成员到国 外，这样就形成了许多三人支部，每个成员只知道其他两人的真实身份。
49 尽管其扩大和行动都受到严格的限制，但民主党采取的这种方式使其能够维持公开存在，甚至继续在大陆发展。
50
1980年代抗议行动的延续
从各方面看，中国民主党的历史是自1976年毛泽东去世以来重复上演的“政治氛围变得宽松–民间出现抗议–政府进行镇压 ”循 环的又一次熟悉再现。
但同时它至少反映出后毛时代异议者所具有的两个显着特征。
首先，就1976年以来所有实际发生的抗议行动而言，中国民主党活动人士的 诉求一般都较为温和–要求渐进式改革，而非快速转型或革命。
当然，组建反对党的明确目标预示着与过去更为温和的异议诉求较为彻底的决裂，而这表明至少大 陆的一些民主人士对中国共产党党内改革已经不抱希望。
但同时他们将这个更为激进的目标以一种不带威胁的话语进行阐述，并在早期的努力中强调成员们要保持对 江泽民的忠诚，并强调行为的预备性。
相应地，与后毛时代大多数民主派一样，中国民主党也试图通过和平合法的手段实现其目标。
51 正如从民主墙时期的活动人士到1989年的抗议者那样–他们当时援引中国对公民自由的宪法保护来扞卫自己的行动，并且向诸如全国人大这样的国家机构请愿–中国民主党活动人士也试图在法律和政府制度框架内开展活动。
怎 样对这种持续的慎重作出解释呢？中国民主党领导人声称原因在于他们对镇压的恐惧。
许多高层领导因异议而入狱多年，使他们更加看清了中国共产党在应对政治威 胁方面的随意和严酷。
再者，中国民主党领导层认识到，为了有效地影响中国社会，这个日益浮现的政党必须进行长久的坚守，以使其扩大到全国各地。
然 而，与此同时，这种对温和的普遍强调一定程度上被部分中国民主党领导人日益对抗的行为所削弱。
与1980年代的许多政治运动尤其是1989年的抗议活动类 似，当中国民主党的早期行动被中国政府的强硬态度挫伤时，一些活动人士据理力争并逼迫当局作出回应。
此外，那些认为有必要采取更激进行动的民主人士丝毫不 考虑与持相反意见的民主人士谈判或妥协。
就这样，早期中国民主党基层组织偏重区域性、预备性的努力转变为地区性和全国性的组党行动，包括组建事实上的“党 支部”。
然而，这些更为大胆的行动仍旧与温和的言辞相伴随，大陆的中国民主党成员从来没有公开宣称革命的必要或推翻共产党。
尽 管如此，这种策略上的分歧加剧了与1980年代许多抗议活动类似的派系主义和内部分裂。
事实上，几乎在建党之初，发展战略上的分歧所导致的分裂就出现了。
例如，虽然王炳章在1998年串联起来的许多大陆异议人士后来组建了预备性党支部，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认同王关于民主党的激进观点，并且决定各自组 党。
同时，王也不愿意妥协，并且在没有取得大陆异议人士实际支持的情况下，仍然宣布成立中国民主正义党。
这导致了民主阵营的分裂以及对实际目标的偏离，最 终削弱了反对党运动，并使未来的反对党成员困惑不解。
中国大陆民主党人士之间的分裂也在加剧。
早在1998年7月，在谁–无论哪个人–应该出任民主党发言人这一问题上，就有消息表明领导人之间存在分歧。
52 此外，在党的发展战略上缺乏沟通协调也引发了困惑和分歧。
例如，许多中国民主党领导人对东北地区预备党支部的成立表示不满，他们认为对这个新生的政党来说，合并成立更大的党组织为时尚早。
另外一些人担忧这样做会激怒当局。
53 一些大陆的民主党领导人还对庄彦邀请谢万军、祝正明 以及王文江赴美表示不满，认为这样做只会为中共指控中国民主党接受境外叛国者资助提供口实。
更确切的是，他们担忧这加速了王文江的被捕。
54 此 外，当徐文立及其他人士于1998年11月初决定成立民主党地区党支部以及全国筹备委员会时，他们并没有事先在其他成员中寻求共识。
结果，那些对该策略持 异议的民主党成员由于缺乏协商渠道而无法寻求妥协。
最终，这些成员只能单纯固守温和立场，继续“筹备组党”。
而这带来了更大的困惑，因为各党支部以及全国 委员会是否实际存在或者民主党是否仍处于筹备阶段，并不清楚。
在徐文立及同伴将其大胆行动付诸实施后不久，当局对中国民主党的镇压开始了，此时许多温和派 成员无比痛心，他们认为这些鲁莽的行动加速了官方的消极应对，严重损害了反对党运动。
55
同 时，在中国民主党组建及被镇压期间，海外异议人士之间的分裂也在进一步加剧。
这种紧张关系已经存在多年，随着参加89民运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大量流亡海外， 这种关系变得尤为严重。
中国民主党的发展标志着冲突的另一个高潮。
最初，部分海外异议人士对王炳章1998年1月访问大陆表示反对。
进而，1998年8 月，当王炳章、王希哲、徐水良、傅申奇、杨建利以及庄彦在波士顿开会讨论组建新政党时，海外异议人士对自身在政党及其运作方面所应发挥的适当作用看法不 一。
会后，许多异议人士相互之间中断了友好往来。
部分人士参加了与中国民主党相分离的其他运动，而其他人决定对中国大陆的民主发展仅持观望态度。
56 关于哪个人–如果存在的话–才是中国民主党“真正的”海外发言人，这些流亡海外的异议者也是争端不断。
57 当 1998年对民主党的镇压开始时，民主墙运动流亡人士魏京生对徐文立的行动表示反对，他公开宣称民主党在中国的大部分领导人都是中共间谍。
其他人，如王希 哲，声援被监禁的民主党成员并呼吁将其释放。
此外，部分海外民主党成员对大陆唯一公开标榜的民主党领袖何德普表示怀疑，担忧其正在被中共“利用”且不再与 国内“真正的”民主党组织保持联系。
而其他成员仍继续与何合作共事。
58
在后毛及后邓时代的中国，这种内部对立所引发的冲突为何看起来如此具有中国特色？一些人认为中国共产党推崇激进主义和不容忍异见的传统（在异议人士中）引发了一种对妥协的排斥及走向内部分裂的倾向。
59 另一些人论证道，至少对大陆异议人士来说，对惩罚的恐惧使其在与部分民主人士进行妥协时犹疑不决–他们对这些人的才智、能力及忠诚度表示怀疑。
60 事 实上，与1989年民主运动一样，中国民主党的发展过程充满了对中共渗透的指控和怀疑，以及对决策不当可能给大陆活动人士带来危险的恐惧。
同时，现实可能 是这样的：中国大陆的危险氛围意味着只有那些具备超常自信心以及坚强不屈品格的人才能承受行动所带来的危险。
对海外异议人士来说，似乎还有另一个因素在起 作用。
流亡海外的许多人身处异国他乡，在身份认同和生计上苦苦挣扎。
在这种艰难重重的追求过程中，许多人认为保持中国着名异议人士的身份至关重要。
这种身 份为其带来经济支持并提供了某种目标感，而这同时意味着他们可能终身不容于大陆，这一点他们则不管不顾。
然而，随着过去十年间越来越多的中国异议者逃离或 被迫离开中国，这种身份的竞争也日趋激烈。
不幸的是，这种不安定状况似乎加重了存在于海外异议者内部的这样一种倾向：对那些给自己造成威胁的着名异议者进 行离间或诋毁。
新特征
虽 然存在上述种种延续性，中国民主党的演变也展现出一些新的特征，而这对谋求长期统治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可能意味着不幸。
首先，中共领导层向全社会开放全球通 讯技术的决定为异议人士提供了新的有价值的通讯手段。
这种开放最为显着的标志是1992年初邓小平着名的“南巡”。
通过公开赞扬经济特区市场取向的改革， 并反复强调中国要对国际经济实行更大程度的开放，邓的南巡“引燃了通讯产业在中国的爆炸式发展”。
61 1994年5月，中国正式加入全球计算机网络，并于1996年初向中国公众开放互联网。
62 当时，中国声称其固定电话用户约有5500万，手机用户有700万。
到1997年底，约有60万用户接入互联网。
从那时开始，这个数字以每六个月翻一番的速度增长。
63
在对互联网在中国的扩张实行短暂放任后，中国共产党于1995年中期开始讨论限制互联网公共接入的必要性。
1996年，中国政府倡导推动“国际计算机信息交流的健康发展”，同时宣布“危害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的行为应以犯罪论处。
64 共产党政权通过一系列手段来限制这类“犯罪”行为。
首先，它控制了中国互联网应用的主干网。
65 经由这种控制，中国政府陆续对它认为有害的IP地址进行了封锁（包括CNN、纽约时报及花花公子的网站）。
66 其次，这些主干网培育出自身的互联网服务供应商（ISPs），为个人用户提供网络接入服务。
67 最后，通过向互联网内容供应商、搜索引擎公司及其他软件制造者施加压力，中国政府试图限制人们访问它认为有害的网站。
虽然官方规定含混不清，但许多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却出于恐惧而进行自我审查，这种恐惧源于允许网民访问“反动性”网站所可能招致的惩罚。
68
这 些措施获得了怎样的成功？尽管绝大多数新手缺少绕过这些限制的技巧，但更多熟练的用户在进入他们需要的网站时几乎没有遇到困难。
正如其中一位这样的用户在 1997年所说：“如果你真的想找东西，那得穿墙……通过北欧或者日本的站点很容易找到通道……你偶然发现一个，只要在他们提供的链接周围找一圈，你会得 到一个金矿。
” 69 追踪一封电子邮件，或者是某一特定用户的即时讯息也存在问题。
成百上千的公共网吧在中国开业，尽管网吧业主被要求保留用户的记录，但事实上这些管制经常被绕开。
而且，免费的电子邮件账户逐渐普及，并且不需要验证用户的真实身份。
这 些媒介向中国的异议者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提供了使他们能够在全国性网络的层面上和众多的潜在阅听者交流和信息传播的各种方式。
相比之下，后毛泽东时代 早期的政治运动则严重受到这方面的束缚。
例如，在1978-1979年的民主墙运动中，异议分子只能张贴“大字报”，或在街角散发手抄或油印的材料。
正如 黎安友（Andrew Nathan）提到的，此类局限性严重限制了传播：“考虑到获得材料的不便以及复制、印刷和校对杂志的枯燥……（民主墙活动家）如果每个月一期能出500 份左右就已经很不错了。
”70 到1989年学生示威的时候，通讯和信息技术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程度，参加者们通常使用传真机和电子邮件来传播新闻和思想。
但是，对于绝大多数参与者来 讲，这些媒介为国内和海外团体的交流提供了便利，但并没有广泛提高国内的联系程度。
事实上，即使到了1989年，主要的交流手段仍是面对面的交流，只能通 过派人到想见的人或者组织所在的地点才行。
主要的“出版物”媒介仍然是大字报。
大量关于运动的研究显示，这些局限性减缓了信息的传播，使抗议者之间的迅速 交流受到阻碍。
71
相 比之下，电子媒介1990年代在中国广泛普及，对中国民主党帮助巨大。
通过寻呼机、电子邮件和网站的交流，思想接近的异议分子能够立即得到浙江委员会活动 的消息，并在注册上采取合作措施。
在有任何针对他们的镇压措施或者官方的反应有所变化的时候，这些媒介也使得很多城市和省份的会员能够迅速向其他会员发出 警告。
例如，当消息传来，省政府已经禁止接受注册申请，很多地方的委员会同时将他们的申请对象转向国家民政部。
72 最后，事实上，中国1990年之前所有有组织的异议活动在高级领导人最高领导层被关押之后都停步不前。
在中国民主党的例子中，全球通讯技术使得这个党在第一级和第二级领导人都被判入狱的情况下能够继续坚持。
重要的是，这些信息媒介也帮助“法轮功” 逃脱了官方的严厉镇压。
此 外，中国民主党的发展表明，1989年抗议期间知识分子和学生与普通民众之间的隔绝状态被打破了。
看看中国民主党的会员构成，显然，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越 来越转向那些不需要任何高等教育的职业，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群体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了。
实际上，中国民主党的成员包括了拥有广泛年龄层、教育背景和抗争经 验的人们。
尽管中国民主党的会员背景缺乏全面的资料，我仍然通过访谈、中国民主党的文献和电子邮件、香港支持中国民主运动联盟、《北京之春》的各期、 Jan van der Made的人权观察报告等，找到了83名着名领导人的信息。
尽管这些数据远不完备，但它们仍提供了一个该党成员组成背景的有趣分析。
这些数据显示，中国民主党领导人最普遍的抗争经验来自1989年，紧随其后的是1978-1980年间的民主墙运动。
值得注意的是，差不多5％的中国民主党领导人也拥有劳工运动的历史。
最后，被访者估计20－30％的中国民主党会员之前没有任何抗争的经验。
73
中 国民主党领导人年龄的突破非常有趣，尤其是考虑到在后毛时代绝大多数重大的政治运动中，20多岁的年轻人是最活跃的参与者。
那么，为什么在中国民主党中情 况似乎并不是这样？一种解释是，当前中国的年轻人可能比他们的先辈更简单地满足于现状。
随着改革时代的进步，年轻人通常比老年人受益更多，也更少受到打破 “铁饭碗”的影响。
此外，因为太年轻而未能充分参与1989年示威的人不太会拥有可能阻碍他们就业的政治记录。
相比之下，很多拥有抗争经验的人被永远打上 了“政治活动家”的标签，结果是必须努力去维持基本的生活。
因此，这些人参与抗争时没什么可以失去的，对于现有体制更为痛恨。
有趣的是，法轮功也似乎也不 成比例地把很多老年人吸纳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