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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篇文章由NooN于2010年03月20日 02:41发表在该评论已关闭。你可以订阅RSS 2.0 也可以发表评论或引用到你的网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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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国之福-美国人在登上日本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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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麦克阿瑟将军的座机降落在东京机场，当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将军走出飞机踏上日本的土地，尽管他没有穿军装，也没有携带任何武器，更没有举行什么入城式阅兵式，但这一刻，1945年8月30日下午2时5分，对于7000万日本人来说，依然是前所未有的恐怖和残酷，亡国，亡国，亡国，终于变成现实了。 2 日本人从来没有做过亡国奴，甚至日本本土从来都没有被异族占领过。1274年和1281年，强大的不可一世的蒙古大军曾经两次进犯日本，但都被神奇的海风挡住了。 但是，自从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领舰队造访日本以来，自从西方人向日本人展示了“西方那一套”的强大以来，日本人，尤其是精英之士，意识到亡国的危险就在身边了。从那以后，他们一直恐惧着防范着“亡我之心不死”西方人的入侵，竭尽全力避免亡国噩梦变成现实。为此，他们发起了明治维新，搞起了开放改革；他们奋发图强，扩张国力；他们还把防御的心理边界和现实边界一再外延，不惜发动侵略战争，不惜先下手为强挑起世界大战。然而，在付出了七十多年的努力之后，在付出了惨痛的血腥的代价之后，在把日本的城市变成了焦土瓦砾之后，还是没有挡住亡国这一天的到来。 日本终于亡国了。 3 没有料到的是，绝大多数日本人完完全全没有料到的是，亡国给日本带来的不是千百万人头落地，不是受几茬苦遭几茬罪，不是被欺凌被压迫被宰割，而是，而是，而是，前所未有的幸福。 亡国给日本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幸福。 4 我们来看看，以麦克阿瑟为首的美国占领军当局在占领日本之后都做了什么，在征服的土地上，在无条件投降的日本国土上，胜利的征服者们究竟做了些什么。 （1） 还是在飞往日本的飞机上，也就是1945年8月30日，麦克阿瑟就向他的幕僚们谈起了他统治日本的设想，归纳为两个要点： 第一点：铲除日本文化和行为中对外侵略的因素； 第二点：促进民主在日本成长。 （2） 麦克阿瑟抵达日本后，下令释放了被日本政府长期关押的包括许多共产党人在内的政治犯，一贯反共的美国人解放了身陷囹圄的共产主义者。1945年10月，这些出狱的共产主义者合法地组建了日本共产党。 （3） 1945年8月25日，美国占领军允许日本妇女建立自己的组织；9月，公布了给予日本妇女选举地位的法案；12月17日，日本妇女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了选举权。 （4） 1945年10月11日，麦克阿瑟发布公告，解除了对报纸的禁令，日本实现了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麦克阿瑟在公告中还特别指出：要实现宪政体制自由化，要解放妇女，鼓励成立劳工组织，学校实行更自由的教育，实行经济制度民主化。 （5） 1945年12月22日，颁布了《工会法》，工人阶级真正地拥有了自己的组织。1946年9月27日，颁布《劳动关系调整法》，其中包括禁止企业开除或歧视罢工工人的条款。1947年9月1日，颁布了《劳动基准法》，规定了最低工资标准和最长劳动时间。世界上头号资本主义国家派出的占领者们却真正地从法律上保障劳动者的利益，保障工人阶级的利益，真是不可思议呀。 （6） 1945年冬1946年，美国紧急运送粮食、奶粉和肉类给日本。 （7） 1946年2月3日，麦克阿瑟指示盟军总部起草日本宪法样本。美国政府早在1945年19月给麦克阿瑟下达的制定宪法的准则是：日本政府必须绝对由全体选民授权并对全体选民负责。5月3日盟军提交了宪法草案。10月7日，日本国会通过了宪法。11月3日，天皇颁布新宪法。这是一个由占领者由外国人由敌人由西方人按照西方的价值观按照西方那一套强加给习惯于东方这一套的被占领者的宪法，但却是给被征服民族被占领国家的人民带来了民主自由法治的宪法，带来了和平繁荣昌盛的宪法，带来了幸福的宪法。 “麦克阿瑟”宪法强调了日本人的基本公民权利，把这些权利视为“天赋而不可剥夺的权利”加以保障。这些权利包括：选举权；集会与出版自由；没有律师的即时介入，任何人都不得被逮捕定罪；保障人民居住安全，禁止无端的搜查与剥夺等。 当时，除了日本共产党，所有的日本政党都赞成新宪法。 （8） 1946年10月21日，国会通过《土地改革法案》。日本政府购买了所有外在地主的土地和在乡地主的多余土地，再把土地转卖给没有土地的农民。对没有钱买地的农民，政府给予抵押贷款。一夜之间，不流一滴血，不杀一个人，所有的无地农民都获得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 （9） 1947年3月31日，颁布了《教育基本法》。宣布教育的首要目标是“尊重个人尊严，努力培养人们热爱真理与和平。”教育的另一个目标是“建立一个民主、文明的国家，为世界和平与人类福祉作出贡献。”日本的学校不再被政府所控制，而是由公众选举的教育委员会管理。选择教师、课本和设定课程完全由民间自主决定。 （10） 美国占领军当局是1952年归政于日本政府的。这亡国的7年，彻底地改变了日本的发展途径，把国家主权从专制者那里转移到了日本人民手里，引发了日本的根本性的进步，把日本引上了康庄大道。十几年后，日本就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号经济强国，国家繁荣，人民富裕，社会稳定。 顺便说明，美国占领军当局并没有花费日本纳税人的钱，他们的花销是由美国纳税人买单的。 5 为什么亡国会带来人民的福祉？ 因为，所亡之国是专制之国，是少数人垄断权力剥夺多数人权利与利益之国。由于征服者来自文明的民主国家，他们带给占领地人民的是保障所有人权利的价值观和秩序，所以，必然推动社会进步。 当野蛮征服文明的时候，带来的必然是灾难。当野蛮征服野蛮的时候，延续或者加深的依旧是灾难。而当文明征服野蛮的时候，带来的则是进步。 当文明的民主战胜野蛮的专制时，带来的是民主的进步。日本、德国和意大利战后的历史，东欧国家战后的历史，从正反两方面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李鹏日记解禁“国家机密”【六四日记】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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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http://www.open.com.hk/1007p25.html 作者：陈破空 胡锦涛当局封杀李鹏六四日记，相信原因之一是，李鹏日记大量泄露”国家机密”，透露许多党内分歧和武力镇压的内幕。而且借此暗示杀人责任人人有份，谁敢为六四翻案？ 早在二○○四年、”六四”十五周年之时，李鹏就想出版他的”六四”日记，取书名为《关键时刻》，却遭到胡锦涛当局封杀。打压言论自由的李鹏，最后，连他自己也丧失了言论自由。六年后，在香港（李鹏仇视的”民主基地”），由鲍彤（李鹏政治上的死对头）之子鲍朴出版了这部《李鹏六四日记》，帮助李鹏实现了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了却其生前一愿。出版之前，该书内容已经全文上网，凡熟知中共特性和”六四”历史的人，都能体认，该书确为李鹏本人所撰，作者与书稿的真实性，几乎毋庸置疑。 李鹏并未推卸屠城责任 关于李鹏日记，港台或外国媒体的评论大多是，李鹏企图推卸责任洗脱污名，”把屠城责任都推到邓小平一人头上”。但通读全书，看不出李有任何推卸和洗脱的意思，反倒是描写自己如何强硬，如何拒绝对请愿学生让步，自始至终坚持镇压，甚至从一开始，就抱定不惜”赔上自己的身家性命”也要捍卫一党专制的决心。行文中的”理直气壮”和”义正词严”，活脱脱就是一个花岗岩脑袋的写照，毫无反省，毫无悔意。 关于八九民运，曾有人反思：”学生没有珍惜与政府对话的机会，把事情搞砸了。”但李鹏日记却透露，不管学生有没有与政府好好对话，党内强硬派都已经铁下一条心：镇压。五月十八日，李鹏等人虚与学生对话周旋，但在头一天，即五月十七日，中共高层就在邓小平家里，做出了调兵进京、实施戒严的决定；李鹏纪录，在与学生对话中，”我也留下了一个伏笔。我说，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会在适当的机会全面说明政府的立场。这就是指明天要召开的党政军干部大会。”第二天，即五月十九日，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动员大会”上，李鹏发表杀气腾腾的讲话，挥着拳头，厉声喊叫：”必须�取坚决果断的措施，迅速结束动乱。” 李鹏日记中，始终把呼唤民主的学潮称为”动乱”，并动辄把民主运动比喻为”文革”动乱。这实在令人啼笑皆非。文革，发生在也仅仅发生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并由中共头目毛泽东一手制造。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尤其有哪个民主国家，发生过类似中共文革般的闹剧？倒回去说，如果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已然是一个民主国家，人民拥有批评和监督政府的权力，毛泽东又岂能恣意妄为？浩劫又岂会持续十年？ 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民主运动，包括中国八九民运，何曾以破坏该国文化文物古迹的”文革”似疯狂登场？何曾以大规模暴力、迫害和残杀的”文革”般血腥呈现？李鹏疯人呓语，对民主运动扭曲定性，怎能不误国害民？ 李鹏日记再次坐实了他留给世人的固有形象：强硬派，极左，仇视民主，誓死捍卫”党的利益”，是策划和实施六四屠杀的主要元凶。 “六四”屠城，邓李合谋 至于邓小平部分，李鹏的书写不过就是印证外界了然的事实：邓提出戒严和拍板镇压。李详细记录，学潮期间在邓家中多次召开高层会议，证实请愿学生指控：邓垂帘听政。一九八九年，作为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邓小平在紫禁城外，在中国民众中其支援率已经接近于零；但在紫禁城内，在中共高层那个小圈子内，其威势依然压倒一切，压倒党的总书记赵紫阳。紫禁城内外截然相反的政治空气，反映中国政治的反常生态。 邓调动军队后，大概没有料到军队会受到民众群起阻拦，一时动弹不得。这一期间，邓忧心忡忡，最担心”军心不稳”。李鹏写道：”邓小平担心军心不稳，这是大问题。””六四”屠城后，邓并不露面，直到屠城后第五天，六月九日，眼看局势已经完全处于掌控之中，邓才亮相，接见戒严部队干部。 日记首次披露邓在接见戒严部队干部时，讲的这么一句话：”如果是用坦克从人群中轧过去，就会引起全国的是非不清。”事实上，”六四”屠杀的主要情节之一就是共军用坦克压轧人群。北京体育学院四年级学生方政作证，六月四日晨，方政随其他学生从天安门广场撤离，行进到六部口一带时，共军三辆坦克从学生队伍背后冲进人群，方政当场被坦克辗断双腿。三辆坦克呼啸而去之后，现场留下十一具血肉模煳的尸体。 邓讲的那句话，仿如”此地无银三百两”，故意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体现一个独裁者当面说谎不脸红的厚黑功夫。邓小平和李鹏，一个在后台，一个在前台，配合默契，形同父子，最后，都成为遗臭万年的”六四”屠夫。 长篇日记隐瞒了什么？ 声称要写出”事实”、”作为最重要历史见证”的李鹏，并没有完整的写出事实，比如，参与”六四”屠城的重要帮凶之一，当时的北京市长陈希同，其名字竟在李鹏书中�字未提，仅在少数几处，以”北京市长”一带而过。原因无非是，陈于一九九五年在权争中失势，被江泽民以”贪污罪”下狱。李不便在书中再提到这个名字。不一而举。由此可见，李鹏日记选择性的记录，有所暴露，也有所隐瞒。 隐瞒最深的，当推李与邓之间的秘密交流。当时，除了对李鹏，邓小平对中共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中的任何其他人都不信任，或不完全信任，许多决策交待部署，极可能就只在邓、李两人之间进行，包括允许共军扫射人群、用坦克辗压人群、施放毒气弹等，极可能就是邓、李二人背着他人，所下达的密令。否则，远道而来的共军官兵，哪有那么大胆子，擅自作为？ 李鹏暗示：江泽民是滑头 关于江泽民出任总书记前后经过，李鹏纪录：先是由陈云、李先念二老向邓小平推荐，邓于当年五月十九日正式决定，并知会李鹏等”常委”。五月三十一日，江泽民再次奉召进京；次日，邓当面告知江，要他出任总书记。但江并不同意马上接任，以”党章规定”为由，婉转表示，要求”由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他任总书记。”而很明显的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召开”中央全会”。 江趁机提出：”在此之前，他不能以总书记名义对外，可先在中央担负一部分工作熟悉中央的情况。”可以看出，江耍的是拖延战术。实际上，江仍然在左右观望。一方面，在党内，邓赵之间两条路线的纷争还没有最后结论；另一方面，共军进京受阻，军队和民众谁占上风，军心是否生变，都还不明朗。江坚持，一线工作仍由李鹏负责。李写道：”他一直要求我在第一线主持中央工作。”大屠杀展开时，江待在警卫大楼，坐观形势。直到一切都平息下来，六月二十三日，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江才正式出任总书记。李鹏日记暗示，江泽民是滑头，看风使舵。 卖力表演，实被利用 李鹏在日记中称，学潮开始后，赵紫阳的智囊们”建议赵紫阳要与邓小平保持距离，争取民心。”李鹏日记虽没有提到江泽民的智囊们如何，但可以推断的是，江的智囊或手下，如曾庆红，给江的建议极可能就是：在局势没有明朗前，不可轻易接过”总书记”这一烫手山芋般的职位。 日记显示，许多时候，李鹏一人被推到前台，竟至于，六四屠城后六月五日凌晨，只有退休老人王震一人，陪同李鹏到人民大会堂，为参与屠城的共军官兵打气。直到六月九日邓小平露面后，其他中共高层人物和老人才随同邓一齐露面（唯江泽民仍托辞不出）。 这个挽救了党、有功于党的强硬派代表人物，在重新巩固后的党内并没有捞到什么好处。即便邓小平，对李鹏也只是利用。镇压功成，邓并未对李加官进爵，而是把李单独叫到书房，说你继续当总理。接着问：你看江泽民同志当总书记怎样？ 在一九九八年的人大内部投票中，被内定转任人大委员长的李鹏，竟从”自己人”那里，得到二百张反对票和一百二十六张弃权票，创下中共领导人内部得票率最低纪录。这正如，一个凶人，对外面人凶，也让内部人害怕。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当年那个满脸横肉，不可一世的李鹏，在党内却当了”冤大头”。 大量泄露”国家机密” 胡锦涛当局封杀李鹏六四日记，相信原因之一是，以中共自订的机密标准，李鹏日记大量泄露”国家机密”。 一九八九年，邓小平所调共军，为民众所阻，无法进京，最后以隐蔽和乔装分散方式入城。此前，这些情节，止于人们的推测。而今经由日记，李鹏透露：在人民大会堂和天安门一带，确有”人防地下通道”，共军以隐蔽方式，经由这些地下通道，进入天安门。 李鹏日记，也间接证实杨得志等七名上将写信反对镇压的事实。李鹏日记还泄露，学潮后期，即便组成了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央”宣传小组”，但共军屠城后，”广播和电视台在这关键时刻，都没有坚决站到党和政府这一边。”李写道：”今天中央电视台两位播音员一反常态，有意身着黑色服装，不知他们为谁�丧。”李鹏还哀�：”在平暴之后，中国新闻媒介却鸦雀无声。作为中国政府主要通讯机构的新华通讯社，在平暴后的三天内，没有发�任何外文稿，全世界突然听不到中国的声音。” 李鹏强调”党的团结”，但在日记中却泄露出这个党的严重分裂。不仅党的总书记赵紫阳，人大常委会中，多数副委员长、甚至委员长，都不赞成镇压学生。万里委员长外访回国后，被江泽民截停于上海，并塞给他一份由李鹏部属起草的文字，让他照读，算是表态。 孤注一掷要拖众高官下水 日记中李鹏毫不掩饰自己扮演的角色，固然出自他以为理所当然而顽固不化的一党专制意识，但非要公开出版不可，目的何在？李鹏要表白于世的，究竟是什么？ 在这部长达近十五万字的日记里，李鹏详细罗列了他发布戒严令、邓调动军队后，中共高层人物和各省市部负责人的表态，多数”拥护”（部分犹豫，部分含蓄表示不赞同），包括当时在地方任职的江泽民、胡锦涛和主持”中办”工作的温家宝等，均属”拥护”之列。这恰是李鹏日记泄露的最大”国家机密”。 原来，李鹏借此日记，警告后来的当政者：谁也别想为”六四”翻案，谁也别想提”平反”。你们当初都支持镇压，你们和我，都在同一条船上，休想把”六四”屠城的责任扣到我一人头上，谁想清算我，你们也跑不掉。 这是晚年李鹏的孤注一掷。在该书”前言”和”后记”中，李鹏再三提醒：”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告诫：”党的团结”，尤其是”领导集体的团结”，至关重要。这流露，党内外”平反六四”呼声的经久不息，让李倍感焦虑。正是出于这种焦虑感，迫使李整理出长篇日记，并急于公开发表。 然而，被李鹏视作”护身符”的这一重大”国家机密”，却留下漏洞：当邓、李作出调军戒严的决策和动作后，其他中共高层人物，以及各省市部负责人的表态，即便拥护者，也只是表态支持戒严，并没有表态支持军队对民众开枪坦克压人，甚至大规模屠城。如果今日或日后的中南海当政者有意翻案，仍然可以凭籍这一漏洞，将屠城责任，尽数推到李鹏和已经死亡的邓小平头上。 诋毁赵紫阳适得其反 李鹏日记竭尽对赵紫阳的诋毁，仇恨情绪弥漫字里行间。但却从反面突出了赵的伟岸形象。李透露：赵自始至终坚持与学生和市民对话，要求通过缓和方式化解官民分歧，进而提出”民主化”和”透明化”的前瞻性主张。有人指赵的儿子”官倒”，赵主动要求中央调查。期间，赵还提出”取消对领导同志的特供”，这显然触动了党内既得利益集团，尤其那些养尊处优的”老人帮”，如邓小平等。赵的表现，在恶人当道的中共高层，难能可贵。 李鹏日记，把自己塑造成挽救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但历史必将记载，对中华民族而言，那一年，在逆流滚滚的中南海，真正的中流砥柱乃是赵紫阳。 连续废掉三任党主席或总书记的强人邓小平，留给中南海的残局，便是邓之后的任何继任者，都属于弱势，都要花很长时间去巩固权力，几乎长达整个任期，于是无心作正事；待权力巩固之后，任期已近结束，无心再有作为。换一届当政者，周而复始。 整个中国靠惯性运作，当政者的主题，除了经济还是经济。至于政治民主与社会开放等话题，连碰都不敢碰。对重商主义的中华民族而言，只要统治者不发动类似文革或大跃进那样的破坏行动，国民经济自然会积累式发展。只可惜这个被新专制主义牢牢束缚的古老民族，如今除了钱还是钱，竟无从着眼那些人类普世的奋斗目标，与现代文明隔绝。
菲律宾香港旅游车劫持血案图片全记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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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来源：http://news.enorth.com.cn/system/2010/08/24/004955600.shtml 内容提要：经过10余个小时的僵持后，到晚间8点多局势急转直下，现场传出激烈枪响，有8名人质惨遭劫匪杀害。据报道，劫匪的弟弟格雷戈里奥可能充当他和警方之间的联络人，但却突然被捕，导致劫匪情绪激动，形势开始急转直下。//我等着看大陆政府的反应。。等着看GDP全球第二的盛世的反应。 当地时间2010年8月23日，菲律宾警方包围被劫持的大巴，封锁周边地区。当天，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市中心基里诺大 看台附近发生一起香港旅游大巴劫持事件，劫匪手持M-16自动步枪的枪手劫持了车上25名人质，其中有21名香港旅客，包括17名成人3名儿童和1名香港 领队。门多萨曾是区域机动警察的一名成员，2008年因为涉嫌抢劫、勒索和毒品有关的犯罪活动而被解雇。门多萨挟持人质要求官复原职。 当地时间8月23日，劫持者在旅游车内向外挥手，他身上带着火力强劲的M-16自动步枪。 当地时间8月23日，劫持者门多萨在旅游车内向外挥手。 当地时间8月23日，大巴车里的香港旅客向外观望。 当地时间8月23日，现场外的狙击手。观光车处于孤立的状态，狙击手部署在观光车的四周。 当地时间8月23日，司机坐在座位上（着白衣者），旁边是劫持者。挡风玻璃上贴着劫持者向政府提出的要求。 8月23日，在菲律宾马尼拉，一名被劫持者戴着手铐站在被劫持的菲律宾旅游客车门口。 这是8月23日在菲律宾马尼拉拍摄的遭劫持的载有中国香港旅游团的客车。 8月23日，在菲律宾马尼拉，谈判人员与菲律宾旅游客车劫持者交谈。 当地时间8月23日，劫持者门多萨与政府派来的两名谈判者（着橙色衣服者和着白衣者）正在协商。 当地时间8月23日，三名人质被释放。警方谈判者在观光车周围来回走动，与劫匪进行谈判。 一名老人被劫持者释放。 枪手在旅游巴车头玻璃上贴出告示，警告在当地时间23日下午3时，将发生“大事”(bigdeal)。 当地时间8月23日，菲律宾马尼拉，警察护送被劫持者释放的中国香港游客离开。 当地时间8月23日，菲律宾马尼拉，被劫持者释放的中国香港游客正在吃饭。 当地时间8月23日，谈判人员给被劫持大巴的司机递送食物。 当地时间8月23日晚，部署在大巴车周围的警察高度戒备。此前，车上9人陆续获释后，现场情况突然转坏，据信有机关枪从车内向外扫射，导致客车玻璃出现整排弹孔。大巴车司机随后从车内逃出，并称剩余15名人质已全部遇害。 当地时间8月23日晚，菲律宾警方强攻被劫持香港旅游大巴，试图用锤子砸碎大巴玻璃。 当地时间8月23日晚，菲律宾警方强攻被劫持香港旅游大巴。 当地时间8月23日晚，菲律宾警方强攻被劫持香港旅游大巴。 当地时间8月23日晚，菲警方打开客车后部紧急出口，试图进入车内。 当地时间8月23日晚，菲警方调来警车，打开客车后部紧急出口，试图进入车内。 当地时间8月23日晚，菲警方打开客车后部紧急出口，试图进入车内。 当地时间8月23日晚，菲律宾警方强攻被劫持香港旅游大巴。 当地时间8月23日晚，菲律宾警方强攻被劫持香港旅游大巴。 当地时间8月23日晚，菲律宾警方强攻被劫持香港旅游大巴。 当地时间8月23日晚，菲律宾警方使用铁锤试图进入车内。 当地时间8月23日晚，菲律宾警方试图进入车内。 当地时间8月23日晚，菲律宾警方包围大巴车。 当地时间8月23日晚，菲律宾警方包围大巴车。 当地时间8月23日晚，菲律宾警方包围大巴车。 当地时间8月23日晚，劫匪的尸体挂在车门上。 当地时间8月23日晚，菲律宾警方强攻被劫持香港旅游大巴。劫匪被击毙，尸体挂在车门上。 当地时间8月23日晚，菲律宾警方查看劫匪尸体。 当地时间8月23日晚，当地下起大雨，菲律宾警方正对大巴发动强攻。 当地时间8月23日晚，救援人员进入车内查看伤亡情况。香港电台援引来自菲律宾卫生部的消息称，劫持事件已造成8死7伤。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则称，事件中7死8伤，其中2人重伤。 当地时间8月23日晚，救援人员将伤者送出车外紧急送往医院。 当地时间8月23日晚，救援人员将伤者送出车外紧急送往医院。 当地时间8月23日晚，救援人员将伤者送出车外紧急送往医院。 当地时间8月23日晚，救援人员将伤者送出车外紧急送往医院。 当地时间8月23日晚，救援人员将伤者送出车外紧急送往医院。 当地时间8月23日晚，救援人员将伤者送出车外紧急送往医院。 当地时间8月23日晚，救援人员将伤者送出车外紧急送往医院。 警方和救援人员将伤者紧急送往医院。 当地时间8月23日晚，一名伤者被紧急送往医院。 当地时间8月23日晚，一名死者被被抬进救护车。 当地时间8月23日晚，菲律宾警方在现场警戒。 经过10余个小时的僵持后，到晚间8点多局势急转直下，现场传出激烈枪响，而嫌犯门多萨被击毙，尸体悬挂在车门外，有8名人质惨遭劫匪杀害，至少2名人质受伤，4名活着的人质满脸惊恐地陆续走下车。 旅游巴士闹市区被劫 劫持者名为罗兰多·门多萨，现年55岁，当地时间23日9时(北京时间9时)左右在马尼拉市中心基里诺大看台附近持M16式步枪劫持一辆旅游客车。 菲律宾警方说，这辆大巴是当天上午9时左右在马尼拉市中心的著名景点黎刹公园遭到劫持的，劫持者是一名在2008年被警局解职的警察。获得大巴
要想跑得趁早【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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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中国人羡慕美国佬可以自由的使用枪械，幻想着哪天也能雄赳赳气昂昂一枪打死开发商。我觉得这实在是妄自菲薄，在我们中国，家里不存着点液化气罐燃烧瓶什么的，你都不好意思跟人说自己是钉子户。如今广西人枪杀公务员，湖南人炸掉税务局，武汉人炮轰拆迁队。祖国如此自由，你还觉着外国的月亮就比中国圆，这不是赤裸裸的崇洋媚外吗？ 暴力手段的升级还只是一方面，更有意思的是民意的变迁。前段时间流行的口号“冤有头债有主出门右拐是政府”清楚明白的表明了部分民众对官员的死亡表示完全无所谓，给一小水果摊开出三千多万元税单的长沙税务局被炸飞之后腾讯网上对此事感到高兴的网友更是多达24万，表示难过的则只有六千，吓得腾讯赶紧就把民意给屏蔽了。一个国家能发展到官员一死人们就比过年还高兴的地步，我觉得这也算是变态到一定的境界了。 俗话说“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对这种现状我们的政府只能说是咎由自取。前段时间茅于轼说了一段话：“收入差距和贪污腐化是社会矛盾的重要方面，但不是民怨的根源，把根源看错了治理就不能见效。我认为问题的根子在政府不讲理。”这话真是一语中的。我们这个政府一向是你跟他讲道理他拿你擦鼻涕，谁老实就冲着谁翻白眼，甚至于唐福珍以自焚对抗拆迁之后，有关部门都没有流露出一丝怜悯之情，而是定性为“暴力抗法”。这就教会了人们：跟中国政府打交道，说理是没有用的，下跪磕头也换不到同情，就连自残都纯粹是浪费自己的生命。我记得几年前每逢有农民工爬吊塔跳楼讨薪之类的事情，就有人摆出一副高学历人士的架势点评说“农民工缺乏法律意识，不懂怎么用法律武器为自己讨回公道”，说得好像中国的法院真的是用来讨公道的一样。在我党已经成功把访民集体变成精神病的今天，这类装逼犯总算是基本死绝了，可见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还是在不断提高的。 中国政府为何“不讲理”？我认为最大的原因在于两个字：恐惧。有人大概会奇怪了，我党一手握枪杆子一手握笔杆子，而那些赤手空拳的反党人士则只能成天在活跃中文用户可能不超过十万人的推特上磨磨嘴皮子，一回墙内就被无数爱国粪青围剿，我党又有何惧哉？其实不然，就连老毛这样呼风唤雨的人晚年时都整天搞得神经兮兮的，无时无刻不在担心别人要谋害自己，一个人越是了解权力的牛逼之处、越是靠权力去制造恐惧，也就越是害怕失去权力的后果。偏偏我党在当今世界诸多的独裁政党里也算是极为耀眼的脑残之星，创造了文化大革命这等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害人害己的伟业。安全感的极度匮乏使得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受迫害妄想症，惯于用敌我思维来看待问题，甚至把善意的批评都当成是居心叵测的阴谋，无怪乎六四学生单单是下跪请愿，李鹏都能认定这是“文革造反派惯用的手法”。前段时间南都便披露长沙开福区一副区长在工作会议上要求公安对进京上访人员要“按敌对势力办”，苏州通安事件中政府最后也将民变定性为“境外势力操控”，既然他们都拿老百姓当阶级敌人对付了，那还跟你讲什么道理？ 中国政府每一次的“不讲理”，都会使群众的“忍耐底线”进一步降低，而群众的退让则助长了政府进一步掠夺民财、侵犯民权的胆量。六四屠杀是毛时代之后我党干的最不讲理的一件事，自此之后社会便全面溃败，当年的大学生还敢站出来反对太子党“官倒”，如今官倒已经泛滥到全党参与，当代的大学生们却连这个词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当年合肥大学生敢于写大字报抨击人大代表选举不公，上海大学生可以站出来争取新闻自由，你再看看当今的社会，当今的学生，便可知道自89年之后，无论是政府还是人民，中国都一直处于急速倒退的状态。有人说了，不对呀，经济还是在进步的！这纯粹是胡话，经济发展是市场的功劳，不是共产党的功劳，共产党的所为只是越来越贪婪的利用自己的特权在市场里捣乱。至于称赞共产党恢复了市场，就跟WOW玩家感激版署迷途知返浪子回头重新通过了WLK的审批一样可笑，正应了那个苏联老笑话：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在于能够战胜别的主义下根本就不存在的困难。 我党一看到别人对他们说三道四就觉得浑身不爽，从李鹏日记来看89年时除了赵紫阳等极少数开明人士外，高层官员根本就没有去考虑过对话和官倒的问题，他们唯一所在意的就是如何去平息运动，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维稳”。老百姓想要的“稳定”是不受别人的欺压，我党想要的“稳定”却是让人们敢怒而不敢言，“不敢言”的状态又会反过来增长欺压者的气焰，结果只能是“越维稳越不稳”。从表面上看，六四之后中国社会似乎是万马齐喑，人民群众已经集体臣服于机枪坦克之下，实际上中国人的“忍耐底线”虽然降低了，却不可能彻底消失，总有一天又会容不下政府无限膨胀的胃口。当和平的抗争一次次遭遇挫折时，群众的手段便会越来越激进，这反过来又刺激到政府脆弱的小心灵，使得他们也越来越不讲理，双方的互动陷入恶性循环之中，最终导致社会逐渐割裂，形成无法消解的敌意。 我在08年时说过“暴力化”将是中国社会未来的必然走势，事实上今天的社会早就已经完成了意识形态上的暴力化，处处充斥着教科书中“落后就要挨打”和历史观上“成王败寇”之类的武力崇拜，所欠缺的已经仅仅是实践出真知了。爱国粪青在谈及六四学生时都能潇洒的说出“杀得好”这三个字，俗话说天下党员出粪青，而且还是逆向淘汰机制下过五关斩六将之后脱颖而出的傻逼中的战斗机，这帮人身为屁民的时候都能站在统治者的角度的思考，等他们真的摇身一变成为统治者时，我相信他们更可以心安理得毫不犹豫的镇压甚至屠杀一切反对他们的老百姓了。如今暴力既是我党解决问题的终极手段，也是人民寻求正义的唯一工具。而且你千万不要以为这只是一小撮走投无路的屁民和共产党之间的私怨，和你我这样的普通人就毫无关系了。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像杨佳同志一样把斗争的矛头指准方向，一个人在恐惧之中压抑得越久，爆发的时候就越愤怒，而恐惧和愤怒都是能够摧毁理性的情感。我党官员躲在用纳税人那里收来的保护费所构筑的坚硬龟壳里，弱小的屁民们无计可施，其愤怒无处发泄，那怎么办？最简单的方法当然是拿其它屁民开刀了。 最近我国已经进入了屠童事件高发期，据报道南平血案之后短短一个半月的时间，单是北京警方就已经制止了七起针对幼儿园的袭击，抓捕了十名犯罪嫌疑人。我看到这新闻时真是不寒而栗，也不知道这帮警察是在路上随便抓了几个人就带回去邀功领赏，还是杀小朋友真的已经成了时尚潮流，总之都不是什么好事。前段时间爆破了长沙税务局的哥们同样表示下一步就要对付高官子女，陕西镇南屠童案之后某受害儿童家长更是因不满政府的赔偿方案，提起刀来就要去杀别人家的小孩。不光是幼儿园里血案多，两个月前一被截访女子在火车上趁人熟睡之机连捅九个素不相识的乘客，你说这火车坐得好好的，谁他妈能料到旁边就有这么一号人物？我党虽然有城管武警解放军等一系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这类“敌在暗我在明”的偷袭却是无计可施。像爆破之类的已经算是高端手法了，在中国这种奶粉里掺了三聚氰胺都查不出来的国家用纵火投毒这样低门槛低风险高收益的手段来报复社会那更是防不慎防。要知道牛逼如美国还不是照样给人撞掉了双子大楼，弱势如维族也可以到处拿着针头注射不明液体，人家正面战场打不过你，背地里往你家门锁里灌点胶水还不行吗？ 这草根暴力的指向目标还具备极高的不确定性，除非是已经彻底脱离了群众队伍、出行都不屑于买头等舱而是坐私人飞机的超成功人士，否则任何人都有可能是潜在的受害者。如今多数人可能还觉着这类倒霉事就像强制拆迁一样离自己十分之遥远，其实中国现在还不过是处于暴力社会初级阶段。我在《是谁在分裂中国》里说过，民族仇恨是一个矛盾放大器，少数民族的今天其实就是我们的明天。前年有西藏三一四，去年有新疆七五，按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以后内地就不是少数民族杀汉族人，而是汉族人以同样的力度自相残杀了。很快人们就会因置身于暴民与暴政的交叉火力之间而人人自危，而且被暴民伤害的可能性更高、后果更惨重。 从客观上来讲，滥伤无辜的恐怖主义行径对中国政府的打击恰恰是最为致命的。共产党何以长期维持自己的暴政？答案同样是两个字：恐惧。在中国多数人都曾经历过如下的转变过程：虽然他们的内心对现状并不满意，但是他们清醒的意识到改变社会需要付出极为高昂的代价，甚至有可能是自己的生命，因此他们的主张逐渐由“社会需要改变”变成了“社会无法改变”，麻木的安于现状；而他们却又不愿承认并正视自己的懦弱，为了合理化自己的不作为，慢慢又开始改口宣称“社会无需改变”；有些人甚至堕落为彻底的犬儒主义者，疯狂的攻击一切试图改变社会的人。今天中国人实际上是在遵循一套潜规则：只要服从党的统治，至少可以保证性命无忧。不时放出一点经济上升、奥运世博之类的“利好消息”，就可以让他们安慰自己“潜规则依然运转良好”。如今的民运势力为何不成气候，关键就在于缺乏民意的支持。想当年波兰一弹丸小国随便搞一次运动都是十万甚至百万人级别的规模，而在当今国人的眼中，海外民运不是轮子教的信徒就是89年投机失败的西方操控的走狗，国内民运更是生活郁郁不得志试图对共产党取而代之的社会渣滓，不愿遵守潜规则的人在人们看来比共产党还要更为可恶。前段时间喻高之所以猛批艾未未，其原因正在于此。如果说一般的反党人士只是对潜规则口诛笔伐，暴民们的行为则是对潜规则最直接的破坏，一旦人们意识到即使服从也不能保障安全，对执政党的信心便会急速下降，我党的统治将以惊人的速度土崩瓦解，无序的暴力将转化为有序的暴力。换一个如今已经不太常用的词来说，“革命”就是这样点燃的。 有人恐怕要说了：你这转换未免也太搞笑了，今天的中国横看竖看也不可能会发生革命啊？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可能的，历史上所谓的革命从来就不是抛出一个什么先进思想来群众就会跟着你混的。当年孙中山初出道的时候，在世人眼里不过是个“高谈时政，放言无忌”的二逼愣头青，在国内的评价可能不比今天的轮子教好得到哪里去，但是八国联军入侵之后，立刻“时势异也”，“清廷威望扫地，民心思变”，孙中山摇身一变成为进步领袖，革命党势力急剧扩张。如果不是因为日本人使国民党丧失了对半壁江山的控制力，共产党单凭苏联的支援同样无法成事，绝大多数成功的革命背后往往都有这么一个导致“民心思变”或是“政权崩溃”的契机。如今虽然外族侵略的可能性基本为零，但我并不担心这个契机不出现，反而担心它会以怎样的形式出现。三民主义里最有价值的部分是“民权”，多数革命党人对其却毫无兴趣，反倒是“民族”更能笼络人心，正是因为八国联军的入侵使得当时中国社会只承受了极小的代价就完成了民意的转变。今天的中国失去了民族仇恨这个老牌强效放大器，所要付出的代价必然比清朝人民要高昂得多，从这个角度来看没有外族的威胁反而是件坏事。89年时柴玲说中国政府“无赖之极”，说“我们就是要在这里流血，用我们的鲜血和生命来唤起民众”。前一句话说对了，中国政府确实无赖之极；后一句则是天真了：几个大学生的鲜血根本就唤不醒中国的民众，要想让人们搞清状况非得流他们自己的血不可。当年柴玲没好意思公开号召她的战友们去流血，我觉得这根本不用去号召，中国总有一天要血流成河，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都是这个结果。以前饱醉豚写了篇文章叫《你愿意为自由民主付出什么代价》，回帖者中基本上没有几个人是敢正面宣称自己要送胳膊送腿的。很快大家就不用再纠结这个问题了，因为人们将亲眼目睹忍受专制独裁又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美国人常说“Freedom is not free”，长期以来民运人士却总想寻求不流血的中间道路。事实上以前我也认同冉匪“日拱一卒，不期速成”的观点，希望靠开启民智来获得廉价民主，后来才发现中国人所缺的不仅是智力，更是敢于正视现实的胆量，而一个装睡的人你是永远也叫不醒的。今天的中国实际上正在进行一场民主派与共产党之间的赛跑，看到底是前者开启民智快还是后者开启民愤快，前者获胜则中国多半能迎来非暴力的和平转型，后者获胜则大家只能坐等天下大乱，玩的就是一个“速成”。很不幸，以这几年的情况来看，恐怕多数人都会认同民主派已经败得毫无悬念，毫无翻盘的余地。当然这也不是说开启民智就没有意义了，一来民愤并不等于民智，搞不好会比天京事变还要恐怖，民主派们也只能替共产党擦擦屁股，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损失；二来今天的民运人士里也不乏一些神经病，民主英雄郭泉同志曾一度声称自己组建的新民党有七千万党员，和共产党齐头并进，比轮子教三退还来劲，其中跟他有直接联系的访民更是多达一千万人，郭教授卖汉服甩棍还来不及，何时有这等超人的精力？当时我有一朋友给郭泉打电话，闲聊一番后问他新民党从哪里搞来那么多人，孰料郭泉怒不可遏，厉声质问我的朋友是不是共产党的特务。我在推特上说了这件事之后，很快也被扣了个共党特务的帽子，我隐藏得那么深都能被他识破，你看看这智商高到了何种程度。当年南京某大学副教授也把自己当成了世间唯一合格的民主发言人，有一天突然给我私信，问我是不是卧底的五毛。我当时懒得搭理他，回他“这都被你发现了”，不料这厮的情商比Sheldon还低，居然得意洋洋的说：我早就知道了，你不仅是五毛，而且还是五毛中的高级领导。这蠢货还曾经见过我一面，我要是二十岁就能当上五毛小队长，那三十岁时岂不是应该候补政治局委员？以后要是让这帮小毛泽东成了事，我看笑蜀又得编一本《历史的先声第二弹》了。如今民主派的任务已经不是推翻现在这个共产党，而是扼杀掉下一个共产党。现在这个其实不需要操心太多，他们自尽的速度远超你的想象，只不过临死前还要拉上全国人民陪葬罢了。 要想避免“暴力化”造成的可怕后果，唯有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革以改善社会公正，而要我国政府做到这一点却又几乎等于是天方夜谭。以我长期观察的经验来看，受恐惧所控制的人一般都有两个特点，一是喜欢靠歪曲现实来安慰自己“情况还没有那么糟糕”，二是固守陈规，害怕变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要是连我党官员的水平都能意识到问题已经严重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事情恐怕早就已经无法挽回了。清政府直到武昌起义之后才匆匆推出《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一一满足革命党人的要求，那时候革命党已经稳占上风，你再去妥协还有个蛋用？事实上终身制世袭制的统治集团还比共产党更加珍惜自己的江山，如今我国流行裸官，一见大事不妙连金银细软都不用收拾就可以拔腿跑路。众官员们恐怕都想着只要自己任上不要出事就OK，哪管身后洪水滔天，玩起了击鼓传花的游戏，何况职位越高的官员受社会暴力影响的程度就越小，横看竖看他们都是最无所谓的人。也不用指望党内会出现什么信奉民主自由的先进人士出来力挽狂澜，即使是胡锦涛突然宣布自己其实是长期潜伏于共产党内的戈尔巴乔夫，我看他也只能和赵紫阳携手相伴黄泉路。改革派在党内得势的基础是社会上强势的党外反对派，而我前文说过如今的民运势力根本不成气候，如果他们哪天真的上了台面，那就说明暴力社会高级阶段已经到来，共产党大概也没几天好日子可过，该流的血也差不多流完了。 其实在中国这潭死水里呆的时间长了，连我自己也不太相信事情真就会朝那么夸张的方向发展，但从纯逻辑角度来看似乎又只能是这样，近年来这个社会所发生的一些事件更为我的担忧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论据。社会的巨变从来就是难于预测的，封从德的日记显示此君在1989年4月15号那天同样浑浑噩噩的活在一潭死水中，就算你告诉他接下来两个月会发生的事情，又要让他如何相信？如果说历史有它的偶然性和必然性，那么六四运动就是社会条件所形成的必然，胡耀邦的死则是偶然的导火索，但是即使他没挑那个点去世，炸弹也总归会以别的形式引爆，而人们之所以不相信“必然”，是因为几乎没有人有能力去看清那些“偶然”。我本人当然也希望自己只是大嘴巴抡一抡，跟贝利一样预测全部不中，不过思前想后，我还是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套一句三俗派代表马诺的名言，那就是：宁愿在国外检讨自己的弱智，也不要在雨花功德园三万元一平米的墓地里自我欣赏。
网友零距离报导舟曲灾情【泥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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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一个摩托车手进入舟曲灾区的图片,一个字,惨,死亡人数又一次扇了TG的耳光。不会比地震好，绝对一样的惨。天佑人民，老天，请找对人报仇。做恶的不是普通的人民。 （编者注：中国摩托车论坛的一名网名为“晕倒”的网友冲破数道关卡，到达舟曲灾区，拍摄了大量灾情照片。注：有些画面可能过于惨烈。） 作者照片。 今天，我冲破几道关卡，终于到达了舟曲抗灾第一线，那里的画面深深的震撼了我。 人类文明在大自然的惩罚下显得是那么的不堪一击，如此脆弱。我想起了文革时期的口号，高喊着人定胜天，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看着舟曲县城的灾情，我无语了。 我再次提醒我们摩旅人，旅行就是旅行，安全第一，千万不要逞什么勇士，去探险，去征服自然… 生命在自然面前时脆弱的，渺小的。我们只有和自然和平相处，不破坏自然，也就不会被自然惩罚。 今天我就当一会业余记者，把灾区的情况呈现给车友们。先提醒大家，有些画面可能令人不安，谨慎看帖。 这道关卡，我说了半天。算是让我过了。 这道关卡是去舟曲的必经之路，此地叫两河口。执勤的交警拦住了我。 这道关卡是去舟曲的必经之路，此地叫两河口。离舟曲还有17公里。 执勤的交警拦住了我，问我要去做什么？我说我是摩托迷网的记者，要去灾区做志愿者。交警说任何车辆不能进去，灾区里面的车辆很多，让我返回。 我不甘心，找他们领导。最后一个交警给我出了个主意，让我把摩托车留在两河口，人走过去。我找了一家商店，给老板说明情况。老板很爽快的答应了。 还有17公里，走过去黄花菜都凉了。我搭乘了一辆面包车。 还有17公里，走过去黄花菜都凉了。我搭乘了一辆面包车，车是载客收费的，路上和司机聊起灾情，司机和同车的人表情都很严峻，下了车，我给他车费，司机死活不要…… 官方昨天晚上报导的，死亡120多人失踪1290多人，从我在现场和灾民的了解，他们说估计有万人遇难… 官方昨天晚上报导的，死亡120多人失踪1290多人，从我在现场和灾民的了解，他们说估计有万人遇难… 这个小伙子是县城旁边一个叫圆月村的人，他说他们村300多人一个都没有跑出来，只有在外打工的10多人幸免于难。他的父母和2岁的孩子没了。 这个小伙子是县城旁边一个叫圆月村的人，他说他们村300多人一个都没有跑出来，只有在外打工的10多人幸免于难。他的父母和2岁的孩子没了。 他爱人说，上面还有很多村子都被移为平地，家没了，亲人没了。他们现在一无所有。 我想起了《唐山大地震》的一句台词：没了，才知道什么叫没了。我安慰他。 我说：小伙子，坚强些。振作起来，重建家园，我来的路上看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就在车辆。都是来帮助你们的。 小伙子，忍不住大哭起来，这一刻，我再也忍不住了，哽咽的说不出任何话来。一个姐姐说，他都没有来得及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 还有两公里，大家顶着烈日，扛着救灾物资奔赴灾区第一线。 进入县城了，白龙江水还在咆哮着。 因为前面道路被水淹没。无法再行，我随人群走小路，向县城深处走去。 舟曲的老百姓为志愿者免费提供茶水。 这是县公安局的大门和院子里的警车。 一个卖童装店铺。 看这栋楼房，一层已经被埋，泥石流的痕迹留在了三楼的位置。想像一下，半夜时分，灾难降临。我们的同胞根本来不及逃跑。 不知道该不该发后面的照片，可能会对逝者或者逝者的家属不敬，也可能令一部份摩友反感。 但我还是坚持照片发上来，让全国的摩友看到最真实的灾情，这次灾害不比地震时小。汶川地震毁灭了北川县城和映秀镇，瓦砾下还有幸存者。 舟曲的泥石流灾害，几乎没有空隙让掩埋在下的人呼吸。救出的人基本都是尸体，失踪的人基本都没有希望生还了。 更多灾情照片: 挖掘现场。 挖掘机在清理泥沙。 我不顾一切的冲进了松软的泥石流区域。泥巴很很软，深一脚浅一脚的很难行走。 因为灾区自来水厂被淹，还有很多井也被掩埋。灾区紧急缺饮用水。还缺帐篷，手电筒，蜡烛，棉被。食物。周边没受灾的群众自发的为灾区来送水，我看到一个全部都是妇女的送水队。
刘亚洲：十年之内，中国将会出现伟大的变革【我等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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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刘亚洲，请参见互动百科词条：http://www.hudong.com/wiki/%E5%88%98%E4%BA%9A%E6%B4%B2 最近频繁发生政治震荡的吉尔吉斯斯坦，典型地表现出了其特有的中亚社会不稳定症结：北方的吉尔吉斯人与南方的乌兹别克人的矛盾冲突、政权的合法性和代表性不足。而吉尔吉斯斯坦的问题几乎存在于每一个中亚国家。 某种程度上看，民族问题加上不民主的政治制度，中亚多少存在巴尔干化的隐忧。 中亚再往西去，便是俄罗斯视为核心利益之所在的高加索地区。高加索地区实际上已经是另外一个巴尔干火药桶，它之所以未发生爆炸性冲突震荡，是因为俄罗斯在 此尚拥有压倒性的力量，同时，也没有第二个强国敢在此与俄罗斯公开对抗。但是，如果伊朗政权在外界渗透和制裁下发生突变，则库尔德斯坦、格鲁吉亚问题可能 会一起爆发，高加索地区目前的稳定很可能会被打破，震荡不但将长期持续而且很可能会波及中亚地区。 中国的问题在边疆，边疆的问题在新疆，新疆不稳定，则中国在中亚的国家利益保障无从谈起，新疆既然不应被视为边疆，而是以腹心之地视之，则应放宽视角，广泛学习那些成功缓和了民族矛盾乃至分离主义倾向国家的经验，本着为千秋万代子孙着眼的历史高度，以大智慧解决民族矛盾。 除了金钱的力量，我们还有什么力量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持续而强劲的增长，中国对事关国家大政方略的财政投入能力空前提高，甚至让西方老牌发达国家瞠目。 但是，钱多了只意味着国家硬实力的增长，不意味着软实力有了相应提升，因为很多难题并不是只靠堆钱就可以解决。今天的中国社会，令人担忧的一个现象是，从上到下都洋溢着有钱好办事、钱能摆平一切的热情。它带来的是急功近利、用钱买路的逻辑和行为方式，完全忽视必不可少的长期细致工作，以及自我形象的提升。 用钱开路，只有油水情而绝无鱼水情，换来的往往是顺水推舟、要价一路水涨船高。 以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为例，中国商人在国内直接用钱向官员买路的行为方式，在这里被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但是，非洲的政府对社会的治理能力和控制能力远 无法与国内相比，钱只是摆平了官员却摆不平当地老百姓，当地部族游击队隔三岔五扔个炸弹或发一封恐吓信的事情经常发生。而且，金钱开道的方式不但使这些官 员的胃口越来越大，也让当地百姓对中国政府、中国企业的形象极为反感。 而西方国家进入非洲一类国家时，通常既有耐心打通官员的一面，又有提出苛刻条件约束其行为的未雨绸缪，同时不忘对当地社会进行有效渗透和攻心工作。经济的 一条腿伸进去时，文化和政治辐射的一条腿也伸了进去。单以金钱开道，雨来地皮湿，雨过一风吹。作为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打交道的经验，往 往反不如西方。 谈到中亚，我们的视线首先会落在俄罗斯和美国这样的竞争对手上，但拉开了距离看，恐怕最有力量的竞争对手，是土耳其而非美国和俄罗斯。 俄罗斯有军事力量没有经济力量，更缺乏道德和文化的号召力；美国什么都不缺，但中亚只是它推行“自由民主圣战”和大国角逐战略的疆场，它无意也无心经营中亚；而土耳其则不然，虽然它既无足够军事力量也无足够经济力量，但它却在突厥民族中拥有无与伦比的价值观和文化的感召力。 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土耳其是伊斯兰世界和突厥世界中，世俗化和民主化的最好榜样；在文化上，土耳其自称是一切突厥民族的祖国，它虽不算富有，却在中亚地 区大量进行文化投入，援建大学、图书馆和其他文化教育事业，输出土耳其的拼音文字系统，传播土耳其的世俗文化，对所有突厥语民族的留学生留有大量政府补贴 的名额。 不到20年时间，从亚德里亚海到中国的玉门关的“突厥走廊”里，到处都流行着土耳其音乐、土耳其影视，青年学生出国留学，要么选择西方发达国家，要么选择土耳其。 没错，中亚五国市场上到处可以见到中国的小商品，汉族商人卖中高端产品，维吾尔商人卖中低端商品，但换来的却是中国把中亚变成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产地的疑惧。虽然土耳其在中亚与中国的竞争中，经济上、尤其是资源争夺中落了下风，但却在人心的争夺中，占据了上风。 单靠金钱的力量，不但无法长期保有中国在境外的国家利益，甚至亦不能保有境内的平安稳定。 迷信金钱力量的民族，是落后和愚昧的民族。无论是用于内政的安抚还是世界的拓展。拥有经济和文化及意识形态双重优势的民族，才是真正强盛的民族，才是值得拜服的、有感召力的民族。 民族竞争是全方位的竞争，是综合素质的竞争。决定民族命运的绝不仅仅是军事和经济力量，而主要取决于文明形式本身。民族的生存决定我们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人类社会，以十年为度，可见政治兴衰；以百年为度，可见社会兴衰；以千年为度，可以看到文明的兴衰。 十年之内，一场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中国将会出现伟大的变局。政治体制改革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我们不可能有退路。 中国的改革走到今天，容易改的早已改尽，剩下的都是最困难的部分，每一步都要闯地雷阵。苏联的改革则是由难到易。他们已经走过了最难的一关。而中国最难的 一关尚未过呢。苏联的教训任何时候都是中国的镜子。苏联的失败主要在于内因。它并没有被世界大战打垮，却在制度竞争中被打垮了。一个制度如果不能让公民自 由地呼吸并最大程度地释放公民的创造力，不能把最能代表这个制度和最能代表人民的人放在领导岗位上，它就必然灭亡。 当年苏联所有的问题都是体制上的问题。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下层不能照旧统治下去。苏联也曾强调稳定，把稳定看成了目的，把维持现状看作实现稳定的手段，稳定压倒一切，金钱摆平一切，结果却激化了矛盾，一切反过来都可以压倒稳定。 一个有着远大理想和抱负的民族，绝对不应迷信一时的金钱力量。 它可以信赖的，首先是观念的力量。中国传统政治奠基于商鞅，粗成于秦始皇，大成于汉武帝。独尊儒术就是独尊皇权。正因为这种背景，使得百多年来中国多次借 鉴西方的政治改革都半途而废。改革在其他领域都能大显神通，一旦延伸到政治领域，马上就寸步难行，最后总会爆发突然事件，使改革者措手不及，全军溃败。邓 小平是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也曾下定决心，但随着形势的发展，政治改革与传统政治权力结构的不相容性日益凸现出来，导致了波及全国的动乱。 它可以信赖的，是制度的力量。美国成功的秘密不在于华尔街，也不在于硅谷，真正的秘密在于长盛不衰的法治和法治背后的制度。美国制度被诩为是“一种由天才 们设计，使蠢才们可以运作的体系”。一种坏的制度能够使好人做坏事；一种好的制度也能够使坏人做好事。民主恐怕是极要紧的。没有民主，就没有持久的崛起。 民主思想的传播不受国界限制，当然也不受历史限制。中国的精英们要有为后代寻找一条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切实可行的制度的勇气。不一定要成为先烈，但一定要成 为先驱。 它可以信赖的，是真理的力量。真理即知识，知识即力量。中国不缺乏真理，中国缺乏容忍真理存在的土壤。在西方，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思想的风暴引发了革命的 风暴。在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的风暴毁灭了思想的火种。我们缺少现代极为珍贵的反思意识。思想投降了，真理无处容身。今天我们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 但主导世界的不是意见，而是思想。意见不是力量，思想才是力量。没有思想，谈什么“解放思想”？文化大革命最显着的特点是：不许讨论。举凡攸关民族命运的 问题，都不允许公开讨论。允许公开讨论的都是小问题。其实小问题无需讨论就可以处理，大事才需要公开讨论。邓小平当年发动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是那样激 荡着中国人的心。这场讨论还在民众心中种下了独立思考的种子。国力最重要的一部分是人民的思考力和论述力。
Wikileaks泄露有关中国政府的秘密文件【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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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是最近比较火的了，嗯，确实很多爆料，而且很爆，几乎篇篇都和CCAV的相反，所谓一篇文章，一个耳光啊！扇的响亮！ 大部分是英文pdf，不过我觉得很快就会有中文翻译的。如果下载不了，请用迅雷等软件进行下载即可。 新华社总裁快递(石油版),2009年6月18日 (Xinhua Presidential Express, 18 Jun 2009) 下载地址：http://file.wikileaks.org/file/xinhua-presidential-express-20090618.pdf 中国绿坝监控系统的漏洞，2009年6月22日 (Chinese Green Dam censorship system exploit, 22 Jun 2009) 下载地址：http://file.wikileaks.org/file/2009-green-dam.zip 绿坝监控系统中国政府内部简报，2008年1月 (Green Dam censorship system internal brief to Chinese government, doc, Jan 2008) 下载地址：http://file.wikileaks.org/file/china-green-dam-censorship-negotiation-2009.doc 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审查关键字清单，2009年5月13日 (Chinese government state TV censorship keywords list, 13 May 2009) 下载地址：http://file.wikileaks.org/file/cctv-keys-2009.txt 中国媒体监控和审查记录,包括奥运会期间,2008年8月-4月(Chinese media control and censorship log covering Olympics,
中国民主党与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抗议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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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来源：https://docs.google.com/View?id=ddxmkbw_137c3tqwmc4 摘要 中国民主党的出现预示着中国出现了一种新层次和新类型的政治行动吗？本文通过与民主党党员进行的访谈、获得到的第一手文件和第二手信息来源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 本文发现尽管这次的政治行动与1980年代的抗议行动存在着大量的连续性–包 括了强调合法的、非暴力的抗议方式以及具有一种朝向反对运动内部派系主义发展的趋势，但是中国民主党还是展示了一些新颖的特征。 年龄，学历，职业状况以及 中国民主党高层领导人先前的抗议经历表明了参加反对运动之前截然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的互动有所增加了，减少了对中共官方意识形态思想层面的依赖。 此外，中 国民主党所采取的通讯方式证实了新推出的技术，如互联网和电子邮件所带来的影响。 这个新政党最终将会获得成功吗？有人把台湾的民主进步党指为中国民主党的 一个榜样，然而中国民主党（CDP）与台湾民主进步党（DPP） 之间存在的重要差异还是超过了彼此之间所拥有的相似性。 不过，虽然中国的统治精英已经成功地扼杀了中国民主党的行动并缺乏实行更大政治改革的意愿，但是从 长远来看，由中国民主党所展现出来的政治异议的新特征可能预示了对于一党统治将形成更有力的挑战。 正文 1998年的夏天，中国知识分子、学生以及工人努力想要在共产中国建政以来创建第一个真正的反对派政党–中国民主党（CDP）。 到1998年冬天的时候，民主党地方筹备委员会已经在24个省、市出现，并且一个全国性的筹委会亦已形成。 然而，在这段相对宽容的时期过后，中国的统治政权逮捕并监禁了几乎所有主要的中国民主党领导人。 目前，中国民主党的成员仍然活跃在海外，并在大陆维持着地下存在状态。 中国民主党的出现预示着中国出现了一种新层次和新类型的政治行动吗？本文通过与民主党党员进行的访谈、获得到的第一手文件和第二手信息来源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 1 本文发现尽管这次的政治行动与1980年代的抗议行动存在着大量的连续性–包括了强调合法的、非暴力的抗议方式以及具有一种朝向反对运动内部派系主义发展的趋势，之所以出现这些连续性，似乎都源自国家在政治镇压方面持续具备的能力以及活动人士本身对于当局这种镇压能力所做出的预测。 然而这次的政治行动与1980年代的抗议行动之间的断裂性表明了中国持续进行的市场转型以及融入全球经济已经以许多显着方式改变了思想层面异议活动的形式和手段。 我们观察中国民主党的成员结构时，发现由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越来越移入向那些没有高等教育背景的人开放的职业，知识分子与普通公民隔绝开来的情况似乎已经打破了。 此外，中国民主党在中国共产党党内缺乏明显的政治庇护则表明了知识分子独立于国家，拥有了越来越高的自主性。 最后，中国民主党的通讯手段则指出诸如互联网、电邮、以及国际寻呼系统这类的全球新技术在可用性方面的暴增已经孕育出共产党精英们也许无法控制的强大新网络。 这 个新政党最终会获得成功吗？许多中国民主党的领导人都把台湾的民主进步党指为他们自身发展的榜样。 然而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重要的差异。 尽管如此，这并不意 味着中国民主党是注定要失败的。 毫无疑问，就短期来看，虽然中国的统治精英已经成功地扼杀了中国民主党的行动并缺乏实行更大步伐政治改革的意愿，但是从长 远来看，技术的强大威力，使先前分隔开来的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互动增加并使知识分子减轻了对于国家的依赖，这也许对一党统治造成了新的以及更为有力的挑战。 中国民主党的发展 随着在1989年春天对政治抗议以及抗议期间形成的自治性组织的严厉打击，由于几乎所有着名异议人士要么被囚禁，要么被流放到国外，要么被监视或直接躲藏起来了，不同政治见解的表达在中国处于了被噤声状态。 直到1992年，政治气氛才开始变得和缓下来。 第一个重新松动的明显标志是邓小平在1992年1月到2月间展开的着名的“南巡”。 在对广东省和上海市的视察中，邓小平呼吁进行快速的经济自由化并对国际开放，称赞深圳经济特区的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发展。 此后不久，美国代表前往中国，讨论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的问题，并且国际奥委会官员也前往中国调查他们是否应该在北京举行2000年夏季奥运会。 为了促进中国在这两项事务方面的进展，该政权授准1989年的学生活动家王丹和郭海峰获得提前假释。 当9月奥林匹克委员会的最终投票临近的时候，资深的活动家王希哲，魏京生，徐文立以及王军涛（所有这些人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以来就被陆续关押进了监狱）也被释放了。 有人充满希望认为这预示着官方在政治高压方面的松动，并渴望重操旧业，继续他们过去被迫终止的那些政治工作。 这些活动家彼此之间以及与其它民主化的支持者很快就联系上了。 2 然而，他们的活动仍然处于地下状态，因为他们被剥夺了三年的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利。 1995-1996年间，中国共产党的精英已对这些行为有了足够的警觉，并开始对一些异议人士进行打压。 王丹和魏京生再次遭到拘捕，并被关入监狱。 王希哲则在听到即将被捕的消息后逃往美国。 3 然而1997年开始，部分与邓小平在1月份去世以及中国渴望平等参与国际社会有关，中国进入了新一轮的政治解冻期。 令人关注的是，美国总统克林顿计划于1998年6月访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玛丽·罗宾逊夫人也计划于1998年12月访华。 政治开放的第一个迹象出现于1997年3月，当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刑法》进行了修改，而“反革命”等政治罪名被“国家安全”之类政治色彩不强的罪名取代。 随后，9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强调了法律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性，并且第一次提及了人权。 10月，中国领导人签署了联合国《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并宣布经过几年的适应期后还将签署《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11月，魏京生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被释放并流亡到了美国。
广州话的最后一课【80后的你，还记得那篇课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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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梦多 那天早晨上学，我去得很晚，心里很怕陈Sir骂我，况且他说过要考我们广州话歇后语，可是我却一个都不懂。 我一路往学校跑去，当经过银记肠粉店的时候，看见许多人站在店旁的布告牌前边——最近两年来，关于我们广州的一切坏消息都是从那里传出来的：什么肉价上涨啦，亚运前要把人行路的地砖换成花岗岩啦，恩宁路要拆掉重建啦等等。 我的脚步慢了下来，心里思量：又出了什么事啦？只听见有人说： “唉，都怪当初我们‘被普通话’的时候没有出声，如今他们果然得寸进尺了……” “是呀。我还听说，广州电视台的《新闻日日睇》因为栏目名称含有广州话，要改名为《新闻每天看》啦。” 我虽然很想听下去，但差不多迟到了，只好继续往学校跑去。 跑到教室门口时，我生怕陈Sir会批评我，可陈Sir见了我，很温和地说：“快坐好，梦多，我们就要开始上课，不等你了。” 我回到座位坐下，心中还在诧异，陈Sir已经坐上椅子，像刚才对我说话那样，又柔和又严肃地对我们说：“各位同学，我曾经讲过，要将每星期的广州方言文化课当作最后一课来讲，没想到，这一天真的来了——上头已经下了通知，以后课堂上不能再教这类地方意识太强的课程了。教授其他课程的新老师下周会到。今天是你们最后一堂广州方言文化课，我希望你们多多用心学习。” 我听了这几句话，心里万分难过。啊，那些碎粤神偷，他们贴在布告牌上的，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 我的最后一堂广州话课！ 我正想着这些的时候，忽然听见陈Sir叫我的名字，要考我的广州话歇后语。他问： “第一题：广州政协‘把广州电视台改为以普通话为基本播音用语’的提案，是‘投石落屎坑’，这句广州话歇后语是什么意思？”（注：答案为“激起公愤（粪）”） “第二题：当得知以后都不能再上广州方言文化课时，老师的心情真是‘咸蛋滚汤’啊，是指什么意思？” （注：答案为“心都实晒”，形容心情很是失落、沮丧） “第三题：唉，广州话真是‘韭菜命’，是什么意思？”（注：答案为“一长就割”） 我一个都不懂，只好站在那里摇摇晃晃，心里挺难受，头也不敢抬起来。我听见陈Sir对我说： “我也不责怪你，梦多，你自己一定够难受的了。大家天天都这么想：算了吧，反正考试又不用考广州话，学不学有什么所谓呢？现在看看我们的结果吧。唉，现在那些碎粤神偷们就有理由对我们说了：‘怎么？你们还自己说是广州人呢，你们连自己的方言都不会听，都不会说！’我知道，现在很多小孩子甚至连黄俊英、卢海潮的粤语相声都听不懂！……不过，可怜的梦多，也并不是你一个人的过错，我们大家都有许多地方应该反省自己呢。” “你们的爹妈对你们学习广州方言文化的意义认识不够，简单地以为‘广州方言文化课’就等于学讲广州话，总觉得广州话在家里讲就行了，没必要专门学，有时间还不如花在普通话考级上呢！他们更没有意识到广州话是一门生活化的语言，她要焕发活力和传承，在于日常讲而不在于课堂上学！我还听说，你们的一些老师，连听到学生在校园里讲广州话都会不高兴！” “希特勒说过：‘要消灭一个民族，首先瓦解它的文化；要瓦解它的文化，首先消灭承载它的语言；要消灭这种语言，首先先从他们的学校里下手。’ 我并不抗拒普通话，相反我十分乐意用普通话与外省朋友交流，这也是时代的要求，但我们一定要警惕一元化的极权思维，以及借推广普通话之机而行之的‘去广州化’！” “那些碎粤神偷们现在看到民意浩荡，赶紧出来‘辟谣’，说从来没有想过要‘推普废粤’，但明眼的人都可以看出，他们此前的行径是在试探民意的底线！如果不是数千人到江南西‘保卫广州话’，如果不是千千万万的网友在网上为广州话奋起疾呼，政协的提案就肯定会百分百通过。如果我们连听母语和说母语的权利都放弃了，迟早，他们要把我们几代广州人用来哄小孩子睡觉的儿歌《月光光照地堂》也改成普通话版的！同学们，爱自己的母语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就像爱我们的妈妈一样，你不能说别人的妈妈很好，就要求我叫别人的母亲做‘妈’。” “就在前不久，我听说连明朝名将袁崇焕激励士气所用的热血名句‘掉哪妈，顶硬上’，都要从雕像中被铲掉了，不过我一点都不惊奇，反正因为不符合统治者的意志，而篡改、歪曲历史，对他们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其实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历史就是历史，英雄就是英雄，抹杀不了。不可能说，他说了‘掉哪妈’就不是英雄；也不能因为他是英雄，就否认他说过‘掉哪妈’。” “其实我很清楚，他们担心的，不是这句话‘教坏细路’，而是‘掉哪妈，顶硬上’所体现出的血性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有些人怕了。” “话说回来，广州话到了今时今日需要‘保护’的境地，广州人自己难道不需要反省吗？本地媒体常常标榜：广州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城市，但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身边有多少人，把外省同胞称呼为‘捞头’、‘北佬’？有多少人嚷嚷着‘煲冬瓜收皮’！这些行为，我看到的不是开放和包容，反而是封闭和无知的自大！难道非得排斥和敌视其他语言，才能表达我们对广州话的爱？” 就这样，陈Sir从一件事谈到另一件事，但都是围绕着广州话与我们的联系。他说，世界上每一种语言都有她自己的美，每一种语言都是平等的，不能因为一种语言使用的人多，或者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处于统治地位，就不允许其他相对弱势的语言存在。 “只有当我们能够静下心来，聆听和欣赏其他语言的美，同时也能很好地展现我们广州话的美，这才是真正的自信；只有当我们在说广州话的场合，发觉有外省朋友（哪怕只是少数）在，我们能自觉地转用普通话，这才是真正的同理心。” “同学们，我们的广州话里面，其实是蕴含着很多温馨美好的回忆的，譬如广州人称呼邻居时用的词‘街坊’——在老广州人的旧时记忆中，街坊关系最是一道体验温馨人情的风景线：谁家煲了靓汤、煮了靓餸，总爱端送左邻右里分尝，是谓‘同煲同捞’、‘分甘同味’。各位同学，守护广州话，就是守护住这份人情味；哪怕有一日……广州话沦陷了，这份‘同煲同捞’、‘分甘同味’的情都不能丢。” 说到这里，陈Sir就翻开备课簿讲广州话口头禅的典故以及背后的文化韵味。真奇怪，今天听讲，我全都听懂了。他讲的似乎挺容易，而且有意思极了。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这样认真听讲过，他也从来没有这样耐心讲解过。这可怜的人好像恨不得把自己知道的东西在他离开之前全教给我们，一下子塞进我们的脑子里去。 接着，陈Sir用录音机给我们放已故讲古大师张悦楷先生的广州话评书《三国演义》，以及粤剧名伶任剑辉和白雪仙的名作《帝女花》，我们听得如痴如醉——原来广州话不是“没文化”的象征，原来广州话可以演绎得这么优雅和有韵味。 教室顶上，鸽子咕咕咕咕地低声叫着，我心里想：“那些碎粤神偷们该不会强迫这些鸽子也用普通话唱歌吧！” 忽然，下课铃响了。窗外传来碎粤神偷的号声——他们已经煲完冬瓜，准备送到每个班去了。陈Sir站起来，脸色惨白，我觉得他从来没有这么高大。 “同学们，”他说，“我……我……” 但是他哽住了，他说不下去了。 他转身朝着黑板，拿起一支粉笔，使出全身的力量，写下七个大字：“党的政策亚克西！” 然后他呆在那儿，头靠着墙壁，话也不说，只向我们做了一个手势：“放学了——你们走吧！” 原始来源：http://home.ngocn.info/space-11807-do-blog-id-14837.html 注：本文纯属乱构，作者明白其意思，但是就是不告诉你，故作者/转载者不对所发内容负法律责任，但是作者/转载者是个负责任的人，谢绝夸宇宙追捕。思想有多远，追捕者你就给我滚多远。
王克勤：山西疫苗乱象调查（未删节版）上【為这个事件，多傳播，盡一份力】
山西，近百名儿童不明病因致死、致残或引发各种后遗病症。家长伤心欲绝、四处求治、负担沉重。导致如此惨剧的病源何在？锲而不舍的患儿家长纷纷质疑：“接种了乙脑疫苗怎么又会得乙脑？”、“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难道不是接种疫苗所致？”等等，矛头直指用来保障人民生命健康的——疫苗！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难道真的和每个人都必须接种的疫苗有关？
在山西，事关千千万万儿童生命安全的疫苗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近百孩子不明病因致死致残——山西疫苗乱象调查之一
“永别了！我的孩子。”
31岁的山西柳林县农民王明亮在曾经抢救过儿子生命的山西省儿童医院门口。本报记者王克勤摄影报道
“永别了！我的孩子。”
31岁的山西省柳林县农民王明亮，看了自己9个月的儿子最后一眼，拖着已被雨水淋透的身体离开了北京香山植物园。
这是发生在2008年8月22日凌晨的一幕，期间北京正在举办规模宏大的奥运会。
当天凌晨3时许，王明亮将整整抢救了6个多月，最终死于进京求医招待所中的孩子送到就近的北京香山植物园。
天一直下着雨，植物园的草丛中撑着一把雨伞，伞下的包袱严严实实，里边包裹着孩子的尸体，还有一封信。
信上这样写道：“大哥、大姐：您好！我们是小儿的父母，孩子于2007年11月24日健康出生，满月后突患不明原因疾病，抽风7个月治疗无效死亡，这是我们仅剩的500元，请求帮忙安葬，愿孩子永远像花儿一样美丽。”
王明亮告诉记者：“我原来想把自己的骨肉带回家乡安葬的！奥运会了，进京看病都把孩子的包裹查了个底朝天，别说带个死去的孩子出北京了。”
带着已经为孩子“哭的晕死过不知多少次的”妻子，王明亮回家了。
接种疫苗一周后开始抽搐
这个名叫王小儿的孩子，是王明亮唯一的儿子。王明亮夫妇育有一女一子。女儿王媛已经7岁，在上小学一年级。
2007年11月24日，盼子心切的农民王明亮在吕梁市人民医院迎来了“自己的命根子”。孩子出生当天，医院即为新生儿接种了卡介、乙肝疫苗。
剖腹产子的同时妻子做了绝育手术。
孩子满月后不久，2008年1月2日下午，柳林县柳林镇青龙村卫生所医生杨桂兰来到王明亮一家居住的平房里，为孩子接种了乙肝疫苗。
王明亮的妻子马彩云说：“当时，我妈和我都在家，医生是我打了好多次电话请来的。”
一周后，“孩子开始抽搐，不断出现，我们以为可能孩子冷着了。”
随即，王明亮买来电暖器，并为孩子加了被子。“但是，孩子还是在抽。”“后来，请来医生检查，说孩子一切正常，非常健康。”
一个月后，“大年初三的晚上，吃完奶后，孩子便开始呕吐，两个眼睛往上翻，脸上、身上发青。”
正月初四，即2008年2月10日1时许，孩子被送到吕梁市人民医院抢救，入院病历上写道：“继而呼吸暂停，微弱，面色灰白，频繁惊厥，发作时面肌颤动，口角抽动……”医院开出了《病危通知书》。
在该院救治11天后，“控制不了抽搐，呼吸依然困难。儿科副主任高兰芳专程护送孩子到山西省儿童医院”王明亮说。
该院的出院诊断为：吸入性肺炎伴中毒性脑病。
拯救孩子
在山西省儿童医院整整住了36天后，医生对王明亮讲，能做的检查都做了，就是找不见病因。
期间，该院先后开出了十多份《病危通知书》。该院的出院诊断与入院诊断一致：癫痫，癫痫持续状态，支气管肺炎，注意遗传代谢病。
出院医嘱写道：“转上级医院进一步诊断”。
2008年3月26日晚，山西省儿童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韩红偕同一名护士，一路护送孩子赴国内神经内科最权威的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住院6天后，主治医生熊晖通知王明亮：“我们也找不见病因，没有办法了，你们回家吧。”期间，好多位专家前来会诊，依然没有给出明确结论。出院诊断书上是这样写的：癫痫，多发性部分运动性发作，部分性发作持续状态，遗传代谢病？
“西医不行，中医治！”有亲戚向王明亮推荐了北京香山医院的中医牛志刚，但无法安排孩子住院。
2008年4月2日，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出院后，王明亮提着中药、抱着孩子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庄——柳林县金家庄乡下嵋芝村，包括父母在内的全家老少都行动了起来——拯救孩子。
——奔波求医。遵照医嘱，王明亮每周必须将孩子的病情资料带到北京香山医院，医生据此开方。在北京最好的药店同仁堂抓药，旋即返回家乡。整整4个月，每个星期，王明亮都重复着在“村庄——柳林县城——太原——北京；北京——太原——柳林县城——村庄”的路上，一个来回1400多公里。自己开车，全程高速，昼夜兼程，每个来回一般耗时至少两天。
——拍摄痛苦。根据医生要求，王明亮为了让医生准确了解孩子病情，专门购买了电脑、摄像机，每每孩子病情严重、抽搐颤抖时进行拍摄，拷到U盘，每次赶到北京香山医院时交与医生。“每周最少得拍四次！医生要求每次拍摄至少在5分钟以上才行。”王明亮说完这些，长久的低头不语了。记者曾数次观看这近百个视频短片，看着仅仅几个月的孩子痛苦的抽搐、颤抖、哭喊，不得不关闭视频。
——鼻饲饮食。孩子自从第一次送进医院到生命结束的那一刻，喝水、吃奶、吃药全部都是通过鼻孔完成。“嘴抽的太厉害，没办法。”医院将一根软胶管通过孩子的鼻孔插入胃腔，所有的食用液体均通过此管提供给孩子。此管每10天更换一次，左右鼻孔轮换。回到村庄后，确实找不到医生操作，便由王明亮给儿子安装鼻饲软管。
——日夜护理。自从回家后，再没有医院专门的吸痰设备了，至少每3个小时，王明亮和妻子就得给孩子吸一次痰，以保证孩子咽喉不被堵塞。“自从孩子住院以来，连续7个多月，我从未脱衣睡觉。”这期间，王明亮的妻子经常晕厥，“我还得抢救老婆”。
——负担沉重。王明亮介绍，自从孩子发病，他先后开支医药费、交通费、住宿费等各种杂费共计20多万元。“好在我还做些小生意，一般家庭早就拖垮了。”
2008年8月15日，看到孩子病情恶化，王明亮与妻子一起抱着孩子来到北京香山医院。然而，他们想不到也接受不了的是，“这成了孩子生命中最后的一站”。
其实与王小儿一样，经历过“接种疫苗——之后出现抽搐、发烧等——救治——诊断不明——死亡”的孩子，在山西境内记者还发现了3人。
发烧18小时死亡的刘紫阳
在山西省南部，长治市长子县南陈乡有一个小山村名叫善村。
村里有个叫刘紫阳的小男孩，来到这个世界仅仅8个月，便离开了。
2009年11月17日，记者驱车来到善村，找到刘紫阳的家。刘紫阳的爷爷刘建武与奶奶讲诉了刘紫阳因病死亡的情况。
刘紫阳2006年6月24日出生在长子县医院。剖腹产下这唯一的孩子后，孩子的妈妈一并做了绝育手术。
此后，按照预防接种程序孩子先后接种了卡介、乙肝、百白破及糖丸等疫苗。最后一次接种疫苗是2007年1月19日，由村医宋峰晓给刘紫阳接种了乙肝疫苗。
2月28日晚9时许，刘紫阳开始发烧，妈妈给他服用了半袋护彤冲剂，发烧缓解。次日又开始发烧，村医生打了退烧针。中午孩子身上开始出现“黑斑”，皮肤青紫，呼吸紧迫。
随即拨打120急救，下午1时许送到长子县人民医院，被诊断为“过敏性紫癜”，采取抗过敏等措施，半小时后身体发青更加严重。
该院立即派出急救车，将刘紫阳送往长治市和平医院，在儿科诊断15分钟后，转传染科住院。就在护士铺床之际，孩子开始剧烈抽搐，抢救无效死亡。
被狗咬伤后死亡的两个三岁半男孩
记者在山西省阳泉市调查发现，该市郊区及平定县有两个三岁半的男孩。死亡的时间相差一年，一个是头年10月死亡，另一个是翌年8月死亡。死前他们都曾被狗咬伤，均接种了狂犬疫苗，且都是在接种第4针次后，出现发烧、抽搐、呕吐等症状；均因抢救治疗无效死亡，医院给出的诊断结论均为“病毒性脑炎”。
头一年死亡的孩子名叫王仕超。家住平定县城南苑人家9号楼二单元。2009年11月16日，记者在他家见到了他的妈妈王文娟。
王文娟告诉记者，孩子2005年2月21日出生，一直十分健康。
2008年9月10日，她带着孩子在街上买东西，孩子看到人力三轮车后兜上扒着一只小狗，情不自禁地离开了妈妈，面对面地接近小狗，不料被这个仅三个月的小狗咬破了上嘴唇。
王文娟和小狗的主人随即带孩子到阳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接种了狂犬疫苗。按照医生的要求，分别于9月13日、17日、25日，先后接种了四次。本应10月10日再接种最后一次，但10月7日晚孩子却突然发烧，服感冒、退烧药进行治疗，8日上午，出现呕吐症状。
9日上午，发烧未退。即到阳泉人民医院就诊。妈妈排队挂号时，孩子还在门诊凳子上爬上爬下与爸爸玩耍，当医生检查时孩子的精神开始萎靡，中午做CT时便休克了，下午1点开始用呼吸机维持生命。
10日转入重症监护室，14日早上抢救无效死亡。
孩子的父亲王建军告诉记者：“孩子一直好好的，怎么一打疫苗就没有了呢？我一定得给孩子讨个公道。”
一年后死亡的孩子名叫刘一。家住阳泉市郊区义井镇泊里村。2009年11月16日，记者在他家见到了他爸爸刘彦军、妈妈石素芬、爷爷刘龙。
阳泉市郊区义井镇泊里村刘一小朋友的爷爷刘龙。本报记者王克勤摄影报道
泣不成声的一家人向记者讲诉了刘一之死的全过程。
孩子2005年11月6日出生。“我孙子又聪明又活泼，身体可壮实了。”刘一的爷爷说到这里眼泪成串地流了下来。2009年8月10日下午17时许，爷爷带着刘一像往常一样，在村里遛弯。在到达村敬老院门口时，孩子兴奋地往院里跑，正好与一条院里迎面跑来的黄狗撞到一起。刘一当时就被狗咬伤了右脸。爷爷急忙抱起刘一赶到村卫生所。一小时后从市疾控中心购得狂犬疫苗，注射给了孩子。此后，又给孩子接种了2支狂犬疫苗，一切正常。
8月24日，孩子接种了第4支疫苗。
阳泉市郊区义井镇泊里村刘一小朋友生前曾经注射过的狂犬疫苗，尚未接种最后一针，刘一便发病了。本报记者王克勤摄影报道
两天后，即26日上午，孩子开始发烧、呕吐。刘一的爸爸说：“当时孩子精神不错，我们怀疑孩子感冒了，就给他喝了感冒药。”但晚饭时，孩子无食欲，家人开始担心。
刘一的爸爸介绍，第二天，即8月27日8时30分带孩子来到市第一人民医院儿科门诊。医生诊断可能是肺炎，接着开出血常规化验单和x光片检查单叫我们去做化验和检查。
上午11时许，给孩子办理了住院手续，安排到了小儿科观察室，给孩子输上了液体和氧气。记者看到一份由阳泉市第一人民医院于当天12时30分出具的《病危通知书》是这样记载的，病情：“患儿病重，进展快，连续抽搐。”诊断：“重症病毒性脑炎？化脑或乙脑不排除？”
15时许，给孩子接上了生命体症检测仪。17时30分，经抢救无效死亡。
刘一的爸爸刘彦军告诉记者：“我们随后就怀疑疫苗害了孩子，找了卫生局、疾控中心，他们都推卸不管。”
如今孩子的尸体还在医院的太平间里，刘彦军说：“我一定得给孩子讨个说法。”
那条咬伤刘一的大黄狗还在泊里村溜达。
不明原因发病者名单
记者从山西最北部的天镇县到最南边的运城市，纵横奔走，调查了解到，除上述4户家庭的孩子因病死亡外，还有74户家庭的孩子“因病致残或因病受重大影响”。记者先后访问了其中的36户，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发病前不久，均接种过疫苗。”
现将部分不明原因发病者名单及简要发病情况呈现如下：
山西省天镇县南河堡乡顾家湾村2岁的燕燕在姥姥怀中定定的坐着。本报记者王克勤摄影报道
——燕燕（化名），女，2岁，家住大同市天镇县南河堡乡顾家湾村。目前不哭、不闹、不笑、不玩、不说，不会走路，“像个植物人一样”。
2009年12月11日，记者来到天镇县南河堡乡顾家湾村燕燕的家。空旷的农家院的东北角，有一间仅30平米的小平房，这就是高家四代6口人的居所。土炕占了房间的一半，15瓦的电灯泡和灶用鼓风机是家中仅有的两件电器。
“本来要盖房子的，钱全部给孩子看病花掉了，连牛都卖了，还欠了一大堆的债。”燕燕的奶奶张建云如是说。
土炕上，姥姥抱着燕燕。记者看到梳洗的干净、漂亮的女孩定定地坐在姥姥怀抱里，没有表情。记者试图与燕燕交流，给糖吃，却视而不见，面对摄影闪光灯没有任何反应，试图让孩子走几步，孩子却站不稳。
姥姥说，孩子整天不哭、不闹、不笑、不玩、不说，不会叫爸爸、妈妈。从不主动要吃要喝，吃的拿到嘴边才会吃，也不会走路。“像植物人一样”。
孩子的奶奶张建云告诉记者，孩子2008年4月30日出生。5月29日上午9点多，包片预防接种医生王振中到家，给孩子接种第二针乙肝疫苗，收费82元。医生走后五、六分钟，孩子便睡了，直到第二天清晨还不醒。
早晨8时，即到天镇县医院，医生说没事，回去吧。可是，一上车孩子就又睡了，直到晚饭时，孩子突然出现喷射性呕吐。马上叫来村医张艮诊断，他说很严重，喷射性呕吐是脑子的毛病，快去县医院治疗。张艮医生随全家人抱着孩子又赶到天镇县医院。晚9点多，医生给孩子输液，但孩子还是吐，并且开始抽风。
5月31日早晨，孩子的症状越加严重，赶到大同市第五人民医院抢救，诊断为病毒性脑炎，治疗到6月14日，孩子不吐不抽了，但孩子神情呆滞，没有反应。根据医生建议即赴北京儿童医院，医生要求住院观察，需押金2万多元，家里再也借不上这么多钱了，没什么可卖的东西了，无钱可交，只好回家。
——强强（化名），男，8岁，家住吕梁市交口县回龙乡回龙村出租房。家人称孩子目前会不定时的抽风。
2009年11月19日，记者在交口县回龙乡回龙村的一间出租房里见到了强强。
其父高长宏告诉记者，2002年5月18日儿子强强出生，2006年7月17日接种了乙脑疫苗，8月24日开始发高烧，村医按感冒治疗。
8月26日半夜开始抽风，后来发展到昏迷不醒、口吐白沫、鼻子流血、四肢发硬、持续抽搐，于是连夜送往山西汾阳医院。
8月28日早，主治医生抽了孩子的血和脑脊液，由高长宏送山西省疾控中心化验，28日中午得到的化验结果是：“血、脑脊液检测乙脑IgM抗体均为阳性”。当晚，转到太原市传染病医院，按照乙型脑炎治疗，晚9时医院下达了《病危通知书》，治疗期间共下达3次《病危通知书》，9月15日，强强看似治愈出院了，但，强强至今还不定时的抽风。
——君君（化名），男，5岁，家住柳林县县城出租房。医院诊断君君脑萎缩。
2009年11月20日，记者在柳林县县城的一出租房里见到了君君。
其父李常勤告诉记者，君君2005年3月28日出生，2007年10月15日接种百白破疫苗五天后，出现了不良反应，初期表现是腿拐行走不稳且日益严重，把孩子送到柳林县、吕梁市医院治疗始终无效，只好回到家中，但随着病情的发展孩子出现了头痛、呕吐症状。
当年11月中旬又送孩子到柳林县、吕梁市医院治疗，孩子病情未见好转。
12月7日，到山西省儿童医院治疗，神经内科专家多次会诊，没有断清病症，住院期间核磁共振影像报告结果脑萎缩，住院一个多月总算保住了性命。治疗花了6万余元。
——晨晨（化名），男，4岁，家住太原市寇庄西路。目前后遗症癫痫。
2009年9月14日，晨晨的母亲田霞，原山西省疾控中心疫苗供应站护士，向记者介绍了儿子晨晨发病的情况。
晨晨2006年7月30日出生。“05年之前，我在省疾控中心工作，觉得那里的疫苗质量过硬，所以专门跑去为孩子接种。”
2006年11月2日，省疾控中心李秀兰大夫为孩子接种了百白破疫苗。
一周后，孩子体温高达37.2—37.4，并伴有抽搐，每天两次至三次，每次发作2—10分钟，抽搐20余下，跟他说话毫无表情。
12月10日体温恢复正常，但抽搐症状仍持续，12月10日晚住进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开始输液，丙种球蛋白50毫升，钙、益智欣以及糖盐水，输液五天症状未减轻，于12月22日出院。
2006年12月底去北京，2007年1月9日住进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诊断为“婴儿痉挛症”，经医院输注“激素”及口服“德巴金”，于1月15日停止抽搐，2月1日出院返家。
——莉莉（化名），女，10岁，家住太原市小店区西温庄乡东温庄村。目前咬字不清，动作怪异，手、脚、头部常常不自觉抽动。
家住太原市小店区西温庄乡东温庄村10岁的莉莉，目前咬字不清，动作怪异，手、脚、头部常常不自觉抽动。本报记者王克勤摄影报道
2009年11月22日，记者在太原市小店区西温庄乡东温庄村见到了莉莉。
其父高径告诉记者，10岁的莉莉，2007年10月、11月分别接种流感疫苗、流脑疫苗。2008年春节时感到异样，3、4月份后问题更加明显，表现为：吐字不清，动作怪异，手、脚、头部常常不自觉抽动。各相关医院对病因一直查不清楚。
——妞妞（化名），女，3岁，家住壶关县龙泉镇大山南村。目前留下肢体活动困难后遗症。
2009年11月18日，记者来到壶关县龙泉镇大山南村妞妞家。一家四口暂住在自家的房子里，房子，已卖给别人了。给女儿治病的欠账，尚未还清。
3岁的妞妞一直睡在床上，其母拉开孩子的衣服，记者看到身上、腿上有多处手术疤痕。
其父贾海波告诉记者，妞妞2007年9月出生，2008年7月7日接种了流腮疫苗、8月8日接种了乙脑疫苗。9月22日发高烧，浑身长满红斑。
将妞妞送进省儿童医院诊疗，经各位医生初诊、分析，是血小板减少，疑似紫癫、脑炎，而具体病因始终不明，病情不见好转，进一步恶化，身上红斑处开始变质腐烂，下达了病危通知书。
2008年10月7日到北京儿童医院进行了治疗，经该院全面、细致、系统地检查分析，最终确诊为坏死性筋膜炎。鉴于已过了最佳治疗期，身上红斑处已全部腐烂，北京儿童医院先后多次给妞妞做切腐植皮手术，经过近1个月的治疗、护理，妞妞得救了，留下肢体活动困难后遗症。
——靳中逸（化名），男，17岁，家住高平市三甲镇底池村。目前后遗症头痛，时不时地发作，怕异味刺激。
2009年11月18日，在山西省高平县城，记者见到了正在读高中的靳中逸。寡言少语，反应迟缓。
其父靳伟才告诉记者，儿子14岁，响应政府应急接种乙脑疫苗号召，2006年8月26日下午，在三甲镇卫生院接种了乙脑疫苗，接种疫苗的医生是孙爱香。
第二天，儿子感觉头痛得很，发高烧。在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8月28日，医生说退烧了，回家修养。但是，当晚又高烧不退。赶到长治市和平医院就诊，确诊为乙脑疑似病例。从这次患病后，就落下了一个后遗症头痛，时不时地发作，受异味刺激头痛易发作，非常痛苦。
——玲玲（化名），女，16岁，家住临汾市洪洞县万安镇。目前后遗症癫痫。
临汾市新华中学学生易世华病中。本报记者王克勤摄影报道
2009年9月14日，临汾市新华中学学生玲玲的父亲易文龙接受了记者采访。
易文龙称，女儿玲玲，2006年考上了山西省临汾市新华中学，在43班读初一。2006年12月8日，校医给班里60余名学生集体接种流脑A+C疫苗。接种后第二天，发现孩子异样，两天后加重，孩子出现了严重的意识紊乱不良反应，送到临汾市人民医院进行治疗，住院3天后转入山西省儿童医院治疗，该院下达了病重通知书。十天后，转院中国人民解放军301总医院，结论是“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
2007年1月30日出院。因头痛、性格变得暴躁、孤僻，3月20日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301总医院住院治疗，复查得知是后遗症“继发性癫痫”。各医院均未查出发病原因。
临汾市新华中学学生易世华病后。本报记者王克勤摄影报道
——豪豪（化名），8岁，家住运城市垣曲县广场路7号。目前，后遗症癫痫。
2009年11月18日，豪豪的母亲王建霞接受了记者采访。
王建霞告诉记者，豪豪2002年12月29日出生，2007年6月27日接种了乙脑疫苗，2007年8月16日出现发热、呕吐、抽搐，在垣曲县人民医院治疗，诊断为乙脑，病情十分严重。随即转入山西省儿童医院治疗，病情仍不断恶化。
10月11日，转入北京儿童医院治疗，住院两个多月。诊断：症状性癫痫；肺炎？。
2008年2月18日再度入住北京儿童医院，按乙脑康复期治疗，北京儿童医院治疗两次，花费12.6万元。
——蕊蕊（化名），女，2岁，家住运城市盐湖区解州镇。目前后遗症瘫痪。
2009年12月18日，在北京儿童医院附近的一间破旧的阁楼里，记者见到了来北京治疗的女孩蕊蕊。蕊蕊母女与来自黑龙江的求医母子租住的房间只有10平米，两个母亲与两个肢体活动不便的孩子均坐在一张大床上。
蕊蕊的母亲张海霞告诉记者，蕊蕊2008年6月11日出生，2008年9月20日，她接种了糖丸疫苗和百白破疫苗，19天后发烧，在当地一诊所就诊，诊断为感冒，上呼吸道感染，给予抗炎症治疗，病情好转。一周后，蕊蕊再次出现低热，哭闹不安等情况，10月16日就诊于运城市中心医院，诊断为急性播散性脑炎。医院感染科仝桂琴大夫在儿科看到该患儿有上肢活动不灵活情况，于11月5上午9时上报盐湖区疾控中心免疫规划科，运城市盐湖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组织了相关调查，2009年2月24日，邀请区接种异常反应鉴定专家9人，召开专家会议，经专家组成员讨论研究后，诊断结论是：“不排除脊髓灰质炎疫苗衍生病毒病例。”
已经为孩子治疗花了23万元的张海霞说：“我最大的期望：只求女儿长大成人，能自己上厕所就行了。”
病因何在——山西疫苗乱象调查之二
本报记者王克勤
有的孩子因病死亡，有的孩子因病致残，有的孩子依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后遗症。记者所采访过的家长们忧心忡忡，许多人四处求助，寻找孩子患病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造成了这些悲剧？
“我几乎排除了所有可能的病因！”
王小儿死后，父亲王明亮开始查找儿子的死因，他向记者提出了自己的“排除法”：
——孩子第一次进入医院，吕梁人民医院诊断为“支气管肺炎，中毒性脑病”。针对孩子抽搐不停的情况，该院从脑神经开始检查，但是CT检查显示“颅脑扫描，未见异常。”“这就排除了孩子大脑损伤引发的原因。”该院还做出三张化验单，也未查出抽搐病因。
——孩子转入省儿童医院，门诊给出的诊断是“抽搐待查”。主治医生樊海珍带孩子到省人民医院做了颅脑核磁共振“未见异常”。记者发现王小儿在这家医院共做了41张化验单。王明亮说：“儿童医院也未查出抽搐病因。”
——孩子转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先后做了10张化验单。同时，做了视频脑电图，显示“视频脑电图异常”。该院出院总结上这样说：“患儿病情无明显好转，家长要求继续治疗。”
——根据医生建议，将孩子的血尿送达上海，进行遗传问题检查。结果是“未见异常”。王明亮也告诉记者：“我与老婆双方家庭都没有遗传史。”“我的女儿王媛已经7岁了，非常健康，学习成绩优秀。”
——“孩子出生近两个月时，都很健康。”“接种乙肝疫苗一周后，便开始抽搐了，找过的医院都查不明白，西医中医都救不了。”
于是，王明亮将孩子死亡的原因最后质疑到疫苗上了。
经过四个月的苦苦努力，依然没有救活王小儿的北京香山医院中医大夫牛志刚，2010年2月22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这孩子发病的因素会很多，疫苗可能也会是一个诱因。”
更多家庭的质疑
在山西，不单单是王小儿的父亲王明亮，记者见到的死亡、致残、发病孩子的家长们都在求证与质疑中。
质疑之一：“接种乙脑疫苗何以又得乙脑？”
记者采访中所见到的几个孩子，交口县回龙乡回龙村8岁的强强、运城市垣曲县广场路8岁的豪豪、高平市三甲镇底池村17岁的靳中逸均是在接种了乙脑疫苗后发病，而后被确诊是得了乙型脑炎。
强强的父亲高长宏激动地对记者讲：“我们给孩子接种乙脑疫苗，就是为了预防乙型脑炎，结果一接种却得上了乙型脑炎。太荒唐了！”
质疑之二：“急性播散性脑炎怎能与接种无关？”
运城市盐湖区解州镇2岁的蕊蕊和临汾市洪洞县万安镇13岁的中学生玲玲均在接种疫苗后产生不良反应，均诊断为“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并落下了后遗症。
他们的家长张海霞、易文龙认为，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又称接种后脑炎，如接种疫苗后近期患该病，就不能排除接种与患病的因果关系，提出了接种疫苗异常反应与事故鉴定申请。
山西省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和事故鉴定小组组织调查鉴定，结论为：1、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2、与接种疫苗无因果关系，属偶合病例。
但是，运城市盐湖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蕊蕊的接种异常反应组织了相关调查。2009年2月24日，召开鉴定专家会议，得出结论为“不排除脊髓灰质炎疫苗衍生病毒病例。”
质疑之三：“过敏性紫癜岂能与接种无关？”
只有七个月的刘紫阳2007年1月19接种了乙肝疫苗后，3月1日儿科大夫诊断为“过敏性紫癜”。其父刘云斌提出质疑。
3岁的妞妞2008年8月8日接种了乙脑疫苗后，2008年9月22日，突发病症，血小板减少，疑似紫癫、脑炎，而具体病因始终不明。其父贾海波提出质疑。
12岁的慧慧2006年5月14日接种了麻疹、风诊联合疫苗后，2006年5月29日发病，诊断为过敏性紫癜。其父韦惠民提出质疑。
质疑之四：“免疫接种变态反应岂能与疫苗无关？”
4岁的晨晨接种百白破疫苗后，患“婴儿痉挛症”。其母田霞提出质疑。
5岁的君君接种百白破疫苗后，脑萎缩，专家多次会诊没有断清病症。其父李常勤提出质疑。
10岁的莉莉，接种流感、流脑疫苗后，语言不清，动作怪异，手、脚、头部常常不自觉抽动。其父高径提出质疑。
2岁的燕燕，接种乙肝疫苗后，患病毒性脑炎。其奶奶张建云提出质疑。
3岁半的王仕超、刘一被狗咬伤后接种了狂犬疫苗，都是在接种第4针次后，抢救治疗无效死亡，医院给出的诊断结论均为“病毒性脑炎”。家人提出质疑。
求证医疗专家
太原市小店区西温庄乡东温庄村女孩莉莉的父亲高径不断到省卫生厅上访。2008年11月7日，省卫生厅组织了专家论证会，7个专家中有山西省儿童医院神经病内科主任赵早鱼，她是山西最权威的神经内科专家之一。鉴定结论是：与疫苗接种无因果关系。
为真正弄清莉莉病因，2009年12月28日上午，记者随同莉莉父女，携带鉴定时的所有资料，前往山西省儿童医院就诊，挂了赵早鱼的专家号。
莉莉之父向赵早鱼全面介绍了孩子的病情，并陈述了发病前接种疫苗的情况。希望赵早鱼查找病因，诊断与疫苗接种有无因果关系。赵早鱼对莉莉进行了身体检查，开具化验单，莉莉按照要求完成了指定化验。
下午，记者一行三人再到住院部7楼找到赵早鱼，请她继续帮助查找病因。赵早鱼约来数名医生进行会诊，却没有诊断出病因。
之后，莉莉之父又挂了该科李朝阳医生的号。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检查后，李朝阳表示，这个病他很清楚，但就是不能说、不敢说，在山西任何地方都不会有医生告诉你真实病因，如果到北京的大医院诊断，可能会有专家告诉你真实病因。
为此，记者先后约访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京儿童医院等几家医院儿科、神经科的权威专家，未果。
法院判决：“属接种疫苗后的异常反应”
12岁的慧慧（化名），家住山西省高平市野川镇东沟村蒲沟。
2009年12月10日，在慧慧的家里，其爷爷韦雷生告诉记者，孙女1998年4月19日出生。2006年5月14日，在高平市野川村卫生所注射麻疹、风疹联合疫苗，2006年5月26日大便出血、两腿出现大量水疹。3天后被送高平市人民医院住院。6月2日后先后转入长治市和平医院、北京儿童医院抢救治疗，诊断为过敏性紫癜，并引发肾炎，孩子病情经治疗并未好转，反而转化为紫癜性慢性肾炎。
北京儿童医院在抢救治疗中，帮助慧慧穷尽过敏原，寻找病因。
——食物组过敏原检测结果：总lgE、鱼、虾蟹、肉、牛奶、蛋白蛋黄、谷物全部阴性，食物过敏引起被排除；
——吸入组过敏原检测结果：总lgE、屋尘、螨虫、霉菌、草组、植物组、树木花粉全部阴性，吸入组过敏引起被排除；
——最后C13尿素呼吸试验，幽门螺旋杆菌也是阴性。
韦雷生将孙女过敏性紫癜的过敏原最后归结到疫苗上了。“我豁上老命也得给孙女讨个公道回来！”为抢救孙女卖完了50多头猪的“养猪专业户”韦雷生，几年来坚持不懈地上访申诉。
2009年3月28日，晋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委托的诊断专家组做出诊断报告，诊断报告称：“过敏性紫癜、过敏性紫癜性肾炎与接种麻风二联疫苗在时间上和可能发生的常见疑似预防接种反应疾病上有相关关系”。
家住山西省高平市野川镇东沟村蒲沟12岁的慧慧（化名）成为众多孩子中唯一赢了疫苗官司的。本报记者王克勤摄影报道
于是，韦雷生一家将疫苗生产厂商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及疫苗接种使用管理机构晋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告上法庭。2010年1月13日，高平市人民法院判决“接种麻风二联疫苗而诱发过敏性紫癜及过敏性紫癜肾炎属接种疫苗后的异常反应。”判赔慧慧医疗费、精神损失费等156178.52元。
“接种合格疫苗不良反应概率极其微小”
在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变态反应病学》以及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官方网站上，记者看到：
在预防接种异常反应中，过敏反应最常见。它是受同一种抗原（致敏原）再次刺激后出现的一种免疫病理反应，可引起组织器官损伤或生理功能紊乱，临床表现多样化，轻则一过即愈，重则救治不及时或措施不当可危及生命。
接种合格疫苗不良反应概率极其微小。如果引发严重不良反应，常见疾病有：无菌性脓肿、热性惊厥、过敏性休克、过敏性皮疹、过敏性紫癜、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局部过敏性反应、血管性水肿、多发性神经炎、臂丛神经炎、癫痫、脑病、脑炎和脑膜炎、淋巴结炎、骨髓炎、局部脓肿、淋巴管炎和淋巴结炎、蜂窝织炎、全身性化脓感染、晕厥等。
2008年10月25日的《山西晚报》一篇题为“疫苗带来异常谁赔？这下清楚了”的报道在采访山西省疾控中心计划免疫科科长翟如芳的介绍中称：专家表示，疫苗接种异常反应发生的概率极低，仅为200—300万人分之一。其中多为轻度异常反应，严重的异常反应很少。
大量疫苗高温暴露——山西疫苗乱象调查之三
本报记者王克勤
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以下简称《疫苗条例》）对于疫苗的概念是这样界定的：“疫苗，是指为了预防、控制传染病的发生、流行，用于人体预防接种的疫苗类预防性生物制品。”
疫苗是异体蛋白物质，对光照、温度十分敏感。
疫苗是生物制品的一个类别。生物制品是指用微生物及其代谢产物、人或动物血液等，通过生物或化学方法加工制成，用于预防、治疗、诊断特定传染病及其他疾病的免疫制剂。而疫苗则是利用病原微生物及其代谢产物，经过人工减毒或灭活方法制成，用于预防疾病的自动免疫制剂。
国家法规规定
《疫苗条例》第64条规定：“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种单位、疫苗生产企业、疫苗批发企业未在规定的冷藏条件下储存、运输疫苗的，由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对所储存、运输的疫苗予以销毁。”
《预防接种工作规范》关于“疫苗的储存与运输”是这样规定的：
3．疫苗储存和运输的温度要求：
（1）乙肝疫苗、卡介苗、百白破疫苗、白破疫苗、乙脑灭活疫苗、A群流脑疫苗、A+C群流脑疫苗在2℃～8℃条件下运输和避光储存。
（2）脊灰疫苗、麻疹疫苗、乙脑减毒活疫苗、风疹疫苗在-20℃～8℃的条件下运输和避光储存。
（3）其他疫苗的储存和运输温度要求按照药典和疫苗使用说明书的规定执行。
4．运输疫苗时应使用冷藏车，并在规定的温度下运输。未配冷藏车的单位在领发疫苗时要将疫苗放在冷藏箱中运输。
《预防接种工作规范》和《疫苗储存和运输管理规范》规定，疫苗一旦脱离规定的存储环境，就是质量可疑疫苗，也可能成为质量异常疫苗。
高温暴露疫苗
山西省疾控中心专门负责防病信息的原信息科科长陈涛安提出，从2006年以来，在山西境内出现了大量疫苗被高温暴露的情况。
陈涛安介绍：2005年12月，山西省疾控中心突然出现了一位来自北京的山西人，该人35岁，名叫田建国。
12月28日，田建国被任命为山西省疾控中心生物制品配送中心主任，“负责全省疾病预防控制工作所需的疫苗配送及二类疫苗的供应和管理”。
“疫苗是全民防病的武器。从这一天开始，保障3500万山西人民生命健康的疫苗使用管理权，就由田建国掌握了。”
山西省疾控中心位于太原市迎泽区双塔西街小南关8号，分为南、北两个大院。当时，省疾控中心的疫苗冷库位于北院，而刚建成未交工的疾控大楼位于南院，两地相距约70多米。
2006年至2007年，田建国组织的人就是在正对的这栋大楼的一楼大厅中往疫苗盒上贴标签的。本报记者王克勤摄影报道
山西省疾控中心物业科副科长卫军利告诉记者：“2006年、2007年，田建国管疫苗的时候，我看到他组织的人，将成箱的疫苗从冷库搬到还没投入使用的疾控大楼一楼，拆开包装箱，将疫苗堆了一地，堆得像小山一样。许多人在往疫苗盒上贴‘山西疾控专用’的标签。尤其是夏天，大家穿着短裤，他们依然照常天天在闷热的大厅里贴标签。”
记者先后采访了多位山西省疾控中心的职工，均佐证了此事。
《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规定，从事药品验收、养护、计量、保管等工作的人员，应具有相应的学历或一定的文化程度，经有关培训并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企业应定期对各类人员进行药品法律、法规、规章和专业技术、药品知识、职业道德等教育或培训，并建立档案。
“但是，为田建国贴疫苗标签的，都是临时找来的宾馆服务员、临时工、钟点工等。”山西省疾控中心的刘美丽（化名）回忆当时情景时如是说。
山西省疾控中心专职司机原江对记者说：“那两年，他们不仅一直在疾控大楼一楼里贴标签，还有一个同样严重的问题，给全省各地运送疫苗的冷藏车制冷机一直坏着，没有维修过。跑地区一趟，尤其是夏天，都变成闷罐车了。”
“这是人为制造疫苗存储运输不应有的操作环节，使疫苗长时间脱离规定的冷藏避光环境，主观故意制造了高温暴露疫苗。应该依法立即销毁，否则即是抗法杀人。”陈涛安分析说。
“不仅仅是2006与2007两年，由于高温暴露疫苗配送到各地没召回、封存，直到2008年底，山西老百姓还在接种高温暴露疫苗。”
陈涛安还告诉记者：“根据山西省公布的统计资料，这3年，全省每年至少接种疫苗1000万人次。疫苗因高温暴露而质量可疑，不知道全山西会有多少人接种了质量异常疫苗？尤其是孩子！”
记者搜索发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中心主任梁晓峰在面对媒体的公开讲话中，也曾表示：发生率极低，我们据查国外的资料，大概200万分之一或者300万分之一。
既然接种合格疫苗不良反应概率极其微小。那么，这么多或死、或残、或病的山西孩子，他们的病因与疫苗到底有无关系？
“合格疫苗异常反应概率极其微小，而且多为轻度，严重的很罕见。但是，06年以来，山西境内确实出现了大量的问题疫苗，也就是高温暴露疫苗，这样的疫苗已在山西省长期使用，必然要大幅度提高疫苗接种不良反应概率。”山西省疾控中心专门负责防病信息的原信息科科长陈涛安说。
高温疫苗的背后——山西疫苗乱象调查之四
本报记者王克勤
山西为什么会出现大量高温疫苗？难道原来管理就这么混乱吗？
疫苗原来实行封闭式渠道管理
疫苗是人民生命健康的保障与武器。因此对于疫苗的生产、供应，几十年来中国一直实行严格的计划生产、计划供应的管理体制。即所谓“封闭式渠道管理”模式，所有的疫苗均由国家指定工厂生产，并由国家疾病预防机构统一逐级订购、分发和周转储存。并且要求“必须在卫生防疫机构监督指导下使用”。
作为由政府全额财政拨款组建的，实施山西疾病预防控制与公共卫生技术管理和服务的公益事业单位，山西省疾控中心其中一个重要责任就是对攸关全省3500万人生命健康之疫苗的管理与配送。
与全国各省区一样，山西境内疫苗的配送、管理过去一直也实行“封闭式渠道管理”。在2005年10月之前，具体配送工作一直由该中心的内部科室——生物制品供应站负责。
疫苗分为两类。第一类疫苗，是指政府免费向公民提供，公民应当依照政府的规定受种的疫苗；第二类疫苗，是指由公民自费并且自愿受种的其他疫苗。
接种第一类疫苗由政府承担费用，即“政府计划分配，个人免费接种，国家统一买单。”一类疫苗最小外包装的显著位置，均标明“免费”字样和“免疫规划”专用标识。
接种第二类疫苗由受种者或者其监护人承担费用。即“个人自主自费接种”。
在这种模式下，生物制品供应站一方面根据免疫规划采购供应一类疫苗，同时经营二类疫苗，但是经营二类疫苗的收入全部进入财政专户，纳入国库。
然而，自从2005年6月1日，《疫苗条例》正式实施以来，二类疫苗供应与销售方式发生了变化。
二类疫苗成“商机”
新颁布的《疫苗条例》规定，“疫苗生产企业可以向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种单位、疫苗批发企业销售本企业生产的第二类疫苗。疫苗批发企业可以向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种单位、其他疫苗批发企业销售第二类疫苗。”
这一规定改变了过去疫苗统购统销的模式，打破了疾控机构垄断疫苗供应，特别是二类疫苗供应的体制，其根本目的是降低二类疫苗的价格，从而让百姓受益。
国家放开二类疫苗流通市场，对于二类疫苗，各级疾控中心和接种单位可向疫苗生产企业或经批准的药品批发企业直接购买。即对二类疫苗实行“企业自由买卖，市场平等竞争。”
陈涛安告诉记者：
山西省卫生厅副厅长李书凯、省疾控中心主任栗文元二位领导“眼力很好”，他们从《疫苗条例》中看到了巨大的“商机”。
首先，《传染病防治法》、《疫苗条例》赋予卫生行政部门、疾控机构疫苗使用管理的权利，二类疫苗可以企业经营，有了商业机会与利润空间。
其次，二类疫苗出厂到零售的差价很大，10元的出厂价零售可达30～50元，存在巨大暴利。
再次，疫苗市场需求不断增长。“非典”以后老百姓防病意识很强，疫苗消费量逐年加大，特别是，卫生行政部门有权根据属地疫情发布接种二类疫苗建议信息，一个政府公开信息可赢得大把的钞票。
更为重要的是，经过这些年的建设，全省已经形成了成熟而完整的疫苗系统网络。省疾控中心在山西日报的专版宣传文章中称：全省疫苗供应体系由省、市、县三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为主杆，初步建立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遍布城乡的预防接种服务网络。目前，全省有预防接种门诊18981个，有预防接种人员25556名，全天候为儿童提供预防接种服务。
“卫生部企业”空降山西
“看到巨大的商机后，他们开始运作，许多业务骨干被陆续免职。”陈涛安说。
2005年7月，信息科科长陈涛安被免职。
10月，生物制品供应站站长陈宏生被停止工作。
10月，生物制品供应站副站长张俊书被停止工作。
12月，财务科长杜碧杰被免职。
陈涛安回忆说，单位一把手栗文元非常严肃地通知我，经过组织研究决定，你要离开本职岗位，调到后勤物业管理科从事杂务工作，具体的工作任务是长期休息，工资、奖金一点不会少。一把手还说：你的工作很突出，没什么失误，调你去那里是中心党委的决定，作为一名党员要相信组织，党叫干啥就干啥。
在许多许多业务骨干被免职的时候，一位来自北京的山西人田建国，于12月28日被任命成了当天成立的生物制品配送中心主任。与此同时，原来负责疫苗配送的生物制品供应站撤消。
由“卫生部企业”老总田建国挂出来的“山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生物制品配送中心”的牌子至今依然悬挂着。本报记者王克勤摄影报道
记者看到山西省疾控中心2005年12月12日的《会议纪要》这样写：
经过慎重考虑，认真研究，仔细筛选，最后确定了卫生部部属企业北京华卫时代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该公司一直经营生物制品，并对山西市场比较了解。单位设山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生物制品配送中心，由该公司进行二类疫苗的市场经营，每年交中心380万元，每季度交一次，另交50万元风险抵押金。
16天后，山西省疾控中心《关于成立生物制品配送中心的通知》的正式文件发布，“希望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相关生物制品企业”“支持和配合”卫生部部属企业北京华卫时代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卫公司）。该公司董事长田建国自此正式出任该配送中心的主任。文件规定：
配送中心的具体工作委托北京华卫时代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负责。该配送中心的主要工作是负责全省疾病预防控制工作所需的疫苗配送及二类疫苗的供应和管理。该中心从2006年1月1日起正式运行。2005年12月31日前山西省疾控中心生物制品的债权债务委托北京华卫公司负责清理。
“标签疫苗”横空出世
自2006年1月1日起，“卫生部企业”华卫公司负责山西省疾病预防控制工作所需的疫苗配送及二类疫苗的供应和管理。
“山西全省疫苗的供应管理权被华卫公司托管了！”
山西全省的一类疫苗由政府统一采购，交由田建国领导的生物制品配送中心向全省配送。“田建国只能赚点有限的配送费，很不积极！”
于是，垄断山西二类疫苗市场的“标签疫苗”在山西出现了。
陈涛安介绍说，从2006年3月开始，田建国便找来一些宾馆服务员、临时工、钟点工等，在山西省疾控中心刚建成未交工的大楼楼道里长期人海会战，往各类二类疫苗最小包装盒上粘贴“山西疾控专用”标签。
从2006年田华卫公司托管理山西疫苗开始，直到华卫突然失踪，山西境内的疫苗盒上均被贴上“山西疾控专用”标签。本报记者王克勤摄影报道
有接种者家人给记者提供了部分贴有标签的疫苗包装盒，即田建国推出的“标签疫苗”。记者看到每个疫苗盒上均粘着比一分钱硬币小一点的椭圆形标识贴。记者发现，该标上半部是“CDPC长城图案”，即国家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公益标志；下半部是“HW”，是华卫的拼音缩写；底部是红色的“山西疾控专用”字样。
记者发现，这些贴有“山西疾控专用”标签的疫苗，则是由长春、北京、武汉、兰州、江苏等地的相关疫苗生产企业生产的。
在疫苗盒上贴“山西疾控专用”标签，是否合法？
《药品说明书和标签管理规定》第三条规定，药品标签不得超出说明书的范围，不得印制暗示疗效、误导使用和不适当宣传产品的文字和标识。因此，药品标签不得印制“xx省专销”、“原装正品”、“进口原料”、“驰名商标”、“专利药品”、“xx监制”、“xx总经销”、“xx总代理”等字样。药品标签要经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启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统一标志的通知》规定：该统一标志使用范围仅限于“各级各类疾控机构的建筑标识及其相关物品、设备；疾控机构的指示性路标”。同时，“疾控机构标志的图案使用时，不得在标志中增删任何内容。”
“有了这个标签，他就可以垄断山西二类疫苗市场，将其他疫苗经营企业排除在山西市场之外，即排除异已，制造暴利。”
“为了获得疫苗经营暴利，田建国不仅在山西推出了全国独创的标签疫苗，而且让山西卫生厅为其进行行政推销。”“这个标签既没有我单位的承办印制科室，更没有保管部门，经费来源也不明。”陈涛安如是说。
省卫生厅连续发文推销“标签疫苗”
省卫生厅不断发文推销标签疫苗。本报王克勤摄影报道
2006年4月6日，山西省卫生厅下发晋卫疾控【2006】13号文件，在其附件《山西省2006年麻腮风联合疫苗免疫接种活动实施方案》中规定：“疫苗由省疾控中心统一订购，逐级分发，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从非正规渠道购苗接种，一旦发现严肃查处。”“为保证免疫接种的安全有效，全省要统一使用山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逐级配送的标有‘山西CDC专用’字样的疫苗。”
2006年5月22日，山西省卫生厅下发晋卫疾控【2006】21号文件的附件《山西省2006年乙脑疫苗预防接种工作实施方案》、《山西省2006年流脑多糖疫苗预防接种工作实施方案》中，又重复了上述文字。
2007年3月16日，山西省卫生厅又下发晋卫疾控【2007】4号文件，在其附件《关于加强流行性乙型脑炎防控工作的通知》依然有上述文字。
晋卫疾控【2006】21号文件还规定，在有条件的地区和免疫规划以外人群主要推广使用效果更好安全性更强的“北京牌”乙型脑炎（Vero细胞）纯化疫苗（乙脑纯化疫苗）。各级应在活动开始前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纸、标语、板报等媒体，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并规定了一系列宣传推广二类疫苗的标语：
为了您孩子的健康，请给您的孩子接种新型乙脑疫苗；
接种新型乙脑疫苗，是您对孩子健康成长的最佳投资；
预防乙型脑炎的最佳选择是接种新型乙脑疫苗；
2007年3月，晋卫疾控【2007】4号文件，再次重复了以上内容，要求做好宣传推广工作。而所谓的新型乙脑疫苗就是“北京牌”乙型脑炎纯化疫苗。
“华卫成了垄断疫苗网络的官商”
“仅仅通过标签控制还不够，田建国为全面控制山西疫苗市场，在原有预防接种服务网络基础上，成立了各地疾控中心配送中心分中心，从而形成一个庞大的疫苗垄断经营网络。”陈涛安说。
从2006年4月开始，山西省疾控中心主任栗文元为甲方，华卫公司董事长田建国为甲方委托代理人，与长治、晋城、临汾、吕梁、忻州、朔州等地疾控中心签订了合作协议。
省疾控中心保证不向分中心以外的单位和个人配送二类疫苗，市中心保证从省中心采购疫苗。同时《合作协议》第19条规定：“在所辖区域内执行综合市场治理计划，沟通和协调区县CDC和接种单位的疫苗采购渠道，确保市场控制力和较高的市场占有率。”
华卫公司于2006年4月，推出“山西疾控专用”标签，粘贴在所有配送的二类疫苗盒上。随后，根据山西省卫生厅和山西疾控中心的规定，山西各地统一使用省疾控中心订购和逐级配送的疫苗，同时必须贴有“山西疾控专用”标签，如有违反，承担免疫接种是否安全、有效的责任。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从非规定渠道购苗接种，一旦发现严肃查处。
这样，华卫公司拥有了既能使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职能调控、引导市场，又能以疫苗批发企业的身份向社会倾销疫苗的双重身份。
华卫公司在拥有对山西疫苗市场垄断权力后，推出了排他性的标签疫苗，记者发现省卫生厅不断发布文件努力推广标签疫苗，全省庞大的公共卫生供应网络也被华卫公司控制成为其有效的营销渠道。那么，华卫公司到底能赚多少钱？又将如何赚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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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事件大家應該都知道了，現在官方的狗屁媒體用“一天”時間，就已經“調查清楚” 了。說記者說的都是陳年舊事，都是虛無縹緲。一切真相和歷史，都不會被扼殺，都會被人們記住。還有下一篇，緊跟寫上。讓我們謝謝這位記者，也祝福那些父母和孩子。總有一天，你們會見到真正的陽光和雨露，會享受到自由安全的生活。對你，對我，也是一樣。